在南行的列車上斷斷續續地看完了怡微的這個長篇，說實話，很受觸動。

怡微剛過而立之年，歲數與筆者相差不大，是一名典型的“80后”作家。她最早是從“新概念作文大賽”出道，卻走上了一條與昔日“同行”們大相徑庭的發展道路，這事實本來就很耐人尋味。寫作和修改《細民盛宴》期間，她正在臺灣政治大學攻讀中國古典文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興趣是明代小說。寫作的靈氣本就不缺，再加上嚴格規范的學術訓練過程，怡微試圖在“作家”和“學者”之間尋找到一個平衡點。但從她一貫的自我定位來看，前者大概還是她心目中的本色當行吧。

上海是怡微從小到大生活的城市：她自稱“出生于工人新村”，而且“總計住過三個工人新村，至今都是住在新村里”。這種成長背景讓她的作品里多的是上海的工人群體以及他們的下一代——這些“80后”、“90后”至少從表面上展現了與他們的父輩迥異的生活觀念和趣味。怡微的此類題材寫作，往往脫胎于親身經歷，故既能寫出“細民”名副其實的日常之“細”，又能發自內心地對寫作對象的命運傾注真切的關懷。從她的“家族試驗” 寫作計劃和將《細民盛宴》安排在“重頭戲”的位置上，顯然可以看到作者的雄心；而從她自2013至2016年的前后共四稿修改上，亦見得她對這一作品寫作質量的慎重把握。

貫穿整部小說的是限制性的第一人稱敘事視角，袁佳喬，也即“我”的自述構成了全書的完整骨架。平凡人世中的平凡人事，這一書寫傳統在中國悠久的小說歷史上自能找到其流脈，尤其在被普遍定義的“家族小說”那里更是特征顯著，但怡微并不希望把全景式的大家庭場景用極其客觀冷靜的解剖醫生式寫法展現給讀者，她更看重個體的主觀、感性經驗在面對以家庭關系為核心的社會關系時不斷開掘并被主人公體認的自我局限。讀者在這樣的作品里無法確知“我”以外的其他人究竟如何思考，“我”所能最大化的也就只能是基于自家判斷的、對于破碎-嵌接原生家庭以及與她有關的家庭成員的后理解，也即意味著小說中的議論主要建立在與事件的發生拉開了時間距離的回溯基礎上。

在中國文化的語境里，“盛宴”這一意象地位非同小可。“民以食為天”，中國人心目中的飯局往往蘊藏著遠比解決口腹之欲更復雜的內涵。以本書的例子來說，圍繞“我”的家庭展開的幾次“盛宴”——他們吃了什么其實并不重要——都在扮演著情節助推器的角色。開篇不久，怡微就向讀者展示了家庭內部冷酷的一幕：“我”的祖父什么時候才死，竟然成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那個“童言無忌”的小天王看似天真無邪的問題，隱隱地打上了魯迅在《頹敗線的顫動》中描繪的那個對外祖母揮著一片葉子喊殺的孩子的烙印。全書的冷色調借此奠定。后來的“盛宴”給筆者留下較深印象的有兩次：一次是“我”在小茂家因為其母的冷淡而吃的那頓很不愉快的飯，另一次則是“我”的父母在十六年后重逢卻不能清除誤會和敵意。其實不論是有誰在場，當時的氛圍是融洽還是尷尬，“我”擬想中的借助飯局緩和矛盾、解決問題的方案幾乎都會落空。但好處也不是沒有，面對面的互動總有助于看清人際關系中不能和諧的因素，畢竟此時一個人即時的反應最難諱飾。飯桌上無意的一個動作或一句話，都牽涉到所謂人情藝術，“食文化”之復雜面向可見一斑。

正是在處理自己的終身大事方面遇到了諸多棘手的難題，怡微才借袁佳喬的思想大發感慨：沒有誰在青春曼妙的年紀里就能準確無誤地預料到未來自己的模樣，預料到自己會過上什么樣的日子，包括預料到自己會離婚、再婚，會成為別人的繼父繼母。人活一輩子，免不了碰上些始料未及的事，所有人在人情世故面前都可能是新手；那些并非大忠大奸，充其量不過是市井里被大事小事攪擾著的黎民百姓，或許也只是在一部分場合表現得成熟穩重罷了。只是，孩子何辜，也被卷了進去，甚至在他們長大以后，竟也無從避免上一代人的悲哀。有過相似人生經驗的怡微大概嗅到了歷史循環定律“惘惘的威脅”。所以我以為這確是她用心經營的“蒼涼”之作。

最后筆者想談的是怡微作為一位青年作家具有怎樣的發展可能性。她成長于上海市民社會一個單親家庭，又早早開掘出了出色的文學才華，自小承受的心靈疼痛感被轉化成敏銳的洞察人心功夫，本就十分利于打磨出優秀的作品，這是不幸中的萬幸。很多讀者都從她的作品中看到了超越實際年齡的老到，《細民盛宴》里人生哲理式的佳句警語屢有出現，此類毫不矯情的感悟是實打實地植基于生活本身，猝不及防地雜陳在瑣碎的平常的敘述中的，每每需要讀者放慢節奏，掩卷沉思。雖然不好斷言怡微一定會達到甚至超過張愛玲、王安憶等善寫上海市民生活的前輩女作家的高度，但以她目前的發展走勢來看，整體已經不大景氣的純文學在未來至少二三十年內仍存有值得期待的理由。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