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鵬程在寫作

《在和平的日子里》話劇改編配圖

《在和平的日子里》封面

《在和平的日子里》話劇改編配圖

中篇小說《在和平的日子里》是杜鵬程繼《保衛(wèi)延安》之后最為讀者熟悉的作品。自問世之日起，這部10萬字左右篇幅的小說便處于不斷修改的過程中。從1956年冬“草成于寶成鐵路工地”的初稿，直至作者1983年冬為《杜鵬程文集》的出版而進行的“校訂”，在前后近27年的時間里出現(xiàn)了眾多版本，以至于“《在和平的日子里》的修改與版本嬗變”成了一個學術界關注的課題，僅在20世紀80年代便有多篇論文涉及。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作者親自對作品進行的歷次修改，《在和平的日子里》還曾多次被改編為話劇。僅筆者所見，就有1958年底由陜西省話劇團魯俠、李詩镕、封恒山改編的三幕七場話劇《在和平的日子里》（另有“序幕”；刊于《當代戲劇》1959年第2期，東風文藝出版社1959年11月出版單行本；以下簡稱“魯本”），以及稍后由中國鐵路文工團話劇團章烙改編的六場同名話劇（中國戲劇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單行本；以下簡稱“章本”）。此外，據(jù)戴不凡《梁建和閻興——看話劇〈在和平的日子里〉隨記》一文記載，尚有由西安市話劇團楊克忍、劉法魯、朱道嫻改編的同名話劇，但此劇本似乎并未公開發(fā)表刊行。由于時代久遠，這些由原著小說衍生出的副文本已基本不為人所知，但在當時的確起到了一定影響（如“魯本”曾在陜甘寧青新五省、自治區(qū)第一屆戲劇觀摩演出大會上演出，“章本”曾在1959年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辦的“五個專業(yè)工人文工團的觀摩會演”上演出），也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原著的傳播和接受。

“魯本”在結構上的最大特點，就是在全劇三幕七場前設計了一個“序幕”，用倒敘的手法，安排主人公之一的梁建在戲劇核心事件發(fā)生3年后來到劉子青墓前祭掃并“重新走上戰(zhàn)斗崗位”。聯(lián)系到劇本改編的時代背景（1958年“大躍進”），這一構思所體現(xiàn)出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立場和樂觀主義精神無可厚非；但這種思想主題上的拔高與升華在藝術上是值得商榷的。小說原著的情節(jié)終止于筑路工程化險為夷、劉子青犧牲、梁建在被上級領導嚴厲譴責后等待接受處理。在最早發(fā)表于《延河》的版本中，小說的結尾是這樣的：“人人都感覺到：鐘表‘宗！宗！宗！’的響聲，就是時間的腳步聲。在這時間的每個腳步聲中，人和自然界都在改變它的面貌，世界上都在增添新的東西——哪怕這新的東西是付出了重大的代價！”此后的各版本雖文字略有不同，但內容基本上沒有改變。小說在此戛然而止，既點明了“新的東西”已在陣痛之后孕育成熟，又以“重大的代價”一語概括并引導讀者回憶此前驚心動魄的矛盾沖突，顯得韻味悠長。但這一意象顯然不適合舞臺表現(xiàn)，因此改編者才會選擇在原著的基礎上增添情節(jié)，將這一“新的東西”坐實。雖然時間被有意設置在3年之后，以此來說明思想上的脫胎換骨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但這一情節(jié)明顯直白有余而含蓄不足，為達到教育觀眾的目的而傷害了作品的藝術價值和表現(xiàn)力。

在《一個光輝的共產(chǎn)黨員的形象——談〈在和平的日子里〉閻興的性格》一文中，李希凡將《在和平的日子里》的藝術成就概括為杜鵬程“通過閻興和梁建的形象，創(chuàng)造了現(xiàn)實生活中的兩種深刻的典型——永不熄滅戰(zhàn)斗的熱情，永不停止前進步伐的共產(chǎn)黨員的典型和在建設生活里變成保守落后、精神衰退的人物的典型。”但“魯本”的改編者似乎并不僅僅滿足于在劇本中塑造這兩種典型，而是試圖為“保守落后、精神衰退的人物的典型”梁建保留思想改造的希望，因此，這一人物在觀眾面前常常表現(xiàn)出猶疑的姿態(tài)，其行為背后也埋伏著轉變的可能性。最為突出的表現(xiàn)是在第四場的細節(jié)安排中。“搶運水泥”是整部劇中場面感最強烈的幾個段落之一，在原著中，四位主要的正面人物（閻興、老工程師、劉子青、韋珍）都積極參與了這一行動，而兩位反面人物（梁建、常飛）則是缺席的；作者借這一安排，再次劃分并強調了劇中人物的陣營。然而在“魯本”中，面對暴風雨中熱火朝天的搶運水泥的勞動場景，“梁建先是在屋內徘徊不定；后來聽到外面的一切活動，內心頗受感動！幾次走到門口又折了回去。這次他下了最大的決心要沖出門去。”同時還不斷自責“梁建哪，梁建！你在搞什么鬼名堂？”并最終加入了“這個戰(zhàn)斗的行列”。改編者試圖用這樣的情節(jié)設置，將梁建從反面人物的陣營中拉回來。另外，在反映劉子青冒險過江之前梁建的態(tài)度時，原著和“魯本”也有很大不同：在原著中，梁建的心情雖然也是焦急的，但這種焦急更多的是出于私心——因為劉子青能否成功過江并解救被困工人，直接決定著梁建的下場是否“身敗名裂”；因此，他只能“把帽子壓在眼眉上”來掩飾內心的緊張。而在發(fā)表于《延河》的初版本中，梁建甚至沒有出現(xiàn)在劉子青過江的現(xiàn)場，而是在調度室里為推卸責任“補寫”電話記錄。但在“魯本”第六場，在近乎與劉子青“訣別”的時刻，梁建先“用手拉了拉雖然已經(jīng)很緊的安全帶”，又“猛然握緊了小劉的雙手”，并且告訴劉子青“等你回來后，我有要緊的話跟你談”。這一系列動作和語言，實際上意味著梁劉二人的和解，也促成了梁建思想上的質變。而在原著中，梁建的表現(xiàn)卻似乎更為頑固、遲鈍，直到面對劉子青犧牲的事實才幡然悔悟，流下“滾熱的”眼淚，小說也隨即進入尾聲。很難判斷“魯本”和原著對梁建思想意識走向的不同設置孰優(yōu)孰劣，但相較而言，“魯本”的構思略顯按部就班，反倒不如原著的安排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身為一個經(jīng)歷過長期革命斗爭考驗的老黨員，梁建自私、保守、消極的個人主義立場歸根結底是無法適應發(fā)展變化了的時代的表現(xiàn)，他在“勝利”的考驗面前交出的是不及格的答卷；即使如此，他與閻興、劉子青等人之間的矛盾也只是人民內部矛盾而非敵我矛盾。如何在有限的演出時間和演出空間里充分展示出這一矛盾產(chǎn)生、對抗與解決的過程，是改編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為此，改編者勢必要對原著情節(jié)加以取舍、增補或調整時序。從整體上看，“魯本”更接近原著，不少對白直接挪用原著里的人物對話；“章本”則在原著細節(jié)基礎上多有調整和改動，結構較“魯本”更為緊湊，戲劇沖突性也更強。耐人尋味的是，兩個改編本都不約而同地略去了原著結尾部分工程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張孔在橋梁工地的一段情節(jié)。在小說中，張孔的登場顯得格外突兀，這基本上是一個概念化的人物形象：從身份看，他是閻興、梁建等人的上級領導；他曾到黨校學習一年，理論水平遠高于曾經(jīng)的同事們。但更令人驚訝的是，這個被作者用“謙虛、樸素、老練、深沉”等等褒義詞來概括、看似“完人”的組織部副部長，卻曾經(jīng)因為犯下嚴重錯誤、由閻興揭發(fā)而被撤職，這個細節(jié)讓人無法準確把握作者對張孔的人物定位。探究作者設置這個人物的本意，無非是要讓他作為“黨”的化身，并同梁建形成鮮明的對比——他雖然曾因閻興的揭發(fā)而被撤職，大權在握后卻并不公報私仇對閻興實施報復，而是秉持公心，對梁建的錯誤予以嚴厲的批評。同時，作者還要借張孔之口點明“勝利對于許多革命者是更嚴重更殘酷的考驗”的主題。他之所以能夠擔此大任，是因為他經(jīng)受過黨的教育（在黨校學習一年），具有了權威；而這次受教育的經(jīng)歷，使曾經(jīng)犯過“嚴重錯誤”的他“起死回生”，甚至具有了去教育其他人的資格。小說中還有一個細節(jié)：老工程師出于成見，提醒閻興“不管是誰派來的，反正這人靠不住”，但閻興卻指出“這話很不妥當”——因為張孔是黨和“上級”派來的，所以絕對正確、絕對可靠。這個近乎盲從的觀點，顯然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應該秉持的態(tài)度；而張孔身上諸多相互齟齬之處，也使這個“化身”顯得無比尷尬。可以說，這個概念化的人物是原著的一個敗筆，將其刪去，非但不影響演出效果，反而使劇本的邏輯更為嚴密，節(jié)奏更為明快。

刪砍與劇情發(fā)展無關的人物、為特定目的增設原著中沒有的人物，以及為原著中的“龍?zhí)住痹黾討蚍莸淖龇ǎ凇罢卤尽敝羞€有多處。例如，在原著小說的各個版本中，當工程隊面臨暴風雨中加固便橋的危急關頭，都有一個自稱“偉大的工人階級的一分子”、本質上卻是流氓的人出來打人、搗亂，還指責閻興是“官僚主義隊長”；“魯本”里保留了此情節(jié)，這個原本無名的流氓還被冠以“杜甲”的名字。作者設置這一人物和情節(jié)，大概是要為閻興說過的那句“在這工地里，要說是和自然界作斗爭很復雜，還不如說人為的關系更復雜”加一個活生生的注腳。但在千鈞一發(fā)的時刻宕開一筆，硬加上這樣一個人物，反倒會分散觀眾的注意力，也使劇情變得拖沓；“章本”中將這一情節(jié)刪去，就絲毫沒有影響劇情的發(fā)展。“章本”中的工程師于秀才和橋工隊領工員祁老六這兩個人物，則在原著中的“龍?zhí)兹宋铩鄙砩显黾恿藨蚍荨Ｇ罢呷巳缙涿选拔磭L不可”“一言以蔽之”等文縐縐的詞語掛在嘴邊，奉行凡事須“等”、“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原則，工作上畏首畏腳，缺乏雷厲風行的作風，與筑路工地一日千里、時不我待的氣氛格格不入。后者則是普通工人的代表，有勇有謀，敢于在工程質量問題上堅持原則同領導爭論，在緊要關頭不顧生命危險潛水查看險情，在他身上體現(xiàn)了工人階級的高度責任心和自豪感。類似于秀才和祁老六這樣的人物形象，在當時的同類題材劇作中屢見不鮮，不妨將他們視為一種暴露知識分子局限性、彰顯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的“裝置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