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1964年出生，祖籍山西芮城縣。198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曾任《人民文學》雜志主編，現為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著名文學評論家。2000年獲中國作協文學基金會馮牧文學獎優秀青年批評家獎；2005年獲《南方都市報》華語傳媒文學大獎年度文學評論家獎；2007年獲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批評獎；2014年獲《羊城晚報》花地文學榜年度評論家金獎。著有《顏色的名字》《紙現場》《河邊的日子》《看來看去和秘密交流》《冰涼的享樂》等多部理論批評文集和散文隨筆集10余部。

記者：“文學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講堂是中國作協2016年舉辦的重要活動之一，能否將“文學照亮生活”這個主題理解成一份珍貴的初心和美好的愿望？

李敬澤：“文學照亮生活”這個主題確實是一份珍貴的初心和美好的愿望。有時，我們談到文學、文化，總是先想到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和文化中心，但是我們常常忘了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每個地方都有自己豐富的文化，像慶陽這個地方就有它獨特的文化元素，也有廣大的文學愛好者和創作者。我們希望通過“大講堂”這樣的形式，讓作家能夠真正地走到廣大讀者和朋友中去，能夠和他們面對面有一個對話和交流的機會。這既是作協的責任，同時也是每一個文化人，每一個作家、學者應該做的事。把我們對文學的理解和思考講出來和大家交流，而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也從大家這里得到啟發和激勵。目前打算一個月至少講一堂，也希望能把這件有意義的事情持續做下去。

記者：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文學發展的“黃金時代”，作家的文學創作力量強大，人們對文學作品的閱讀和喜好氛圍濃厚。今天來看，作家的創作激情少了，人們的閱讀熱情也淡了，文學的影響力似乎漸漸弱了，對此，您怎么看？

李敬澤：任何一個時代都不是為了文學而建立起來的，有很多比文學更重要的事情。大家永遠在回望八十年代， 其實那個年代是個特例，而現在才是回到了一個常態，在這個常態里，文學找到自己恰當的位置。

今天，不僅是時代不同了，更重要的是文化生產、文化消費、文化生活的意識和形態都不相同了。其實，在新的媒介傳播當中，文學依然有著龐大的讀者群，比如網絡文學，據不完全統計，在網絡上每年注冊的持續性讀者達到2億人。即使我們現在進入一個常態，文學不再是唯一的文化選擇，但它本身依然有龐大的體量，依然是文化中至關重要的原創動力。現在，電影、電視劇都很活躍，它們也要從文學中提取大量的創作資源，可以說，作家對世界、生活、人的認識和想象，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其他藝術表現形式。所以，文學自身的體量還在，它的活力也還在。

記者：請談談您的一些創作體會？

李敬澤：寫作這件事有它的兩重性， 一方面它是孤獨的“勞作”，一個人面對電腦，一盞孤燈，靜心去創作，無法向別人求救，只能自己去寫；但另外一方面，它又確實需要交流，“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寫作者需要有精神上的相互的交流、慰藉和啟發。所以，我們做這個活動不是說所謂的京城里的名家前來傳經送寶，而是我們也需要交流，需要找到同類，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會汲取充足的營養。

當前，不僅僅是文學圈，整個社會最突出的問題是“浮躁之風”。這可能需要我們一方面要著眼于整個社會文化生態的建設，另一方面，作家要靜下心來創作出好的作品。也就是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所講到的，一部好作品既要有社會效益，也要有經濟效益，如果兩者發生沖突，在任何時候都是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這不僅是對作家的要求，也是對整個文化生態各個環節上的要求。

記者：無論是作為文學編輯還是文學評論家，讀小說對您來說就是工作的一部分，您覺得我們這個時代最缺的小說是什么？

李敬澤：我們現在是一個生活觀念、審美趣味和對生活的想象，都高度多樣化的時代，不同讀者群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看法。但總的來說，我個人認為，小說自現代以來，一直是文化中核心性的原創力量。我們的現代文化、現代文學、新文化運動都是從小說發起的，從魯迅寫新文學、新小說開始，這種核心性的原創力量包含著志向和抱負。這個志向和抱負就是通過小說重新塑造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改造我們的精神世界。雖然無法說出到底缺的是什么，但是我想，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依然需要重溫魯迅那一代人創作小說的根本志向和根本精神，依然要想想這種根本志向是不是過時了，還是小說已經成了一個哄大家高興的東西。我覺得不是，小說依然是我們這個民族精神上的支柱和動力，魯迅他們的志向沒有過時，這是我們最應該提醒自己的一點。

記者：作為“走馬黃河”的八位作家之一，您曾經考察過甘肅、寧夏、內蒙古和陜北等黃河中游地區，談談您對西北的印象，以及對我們慶陽這個城市的印象？

李敬澤：2000年的時候，我曾經沿著黃河到甘肅、寧夏、陜西走了一圈，和現在的采風不一樣，那是一個人的行走和思考，可以說是我生命中非常寶貴的一段經歷。從某種程度上來講，西北這塊土地就是我們的根。當我們講到中華的文明，傳統的文化，那些悠久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記憶可以說是像黃土高原一樣在這里沉淀著。一個要認識中國的人，一個勵志于要認識中國文化的人，沒有這樣親身的一步步地走過西北、經歷過西北，我覺著會是很大的缺憾。在近現代歷史上，我們總說“陜甘寧邊區”，“陜”大家都很熟悉，而“甘”其實就是指慶陽這個地方。雖然是第一次來到慶陽，但共享的文化記憶和歷史記憶會讓我們對這個地方感到很親切，這里不僅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還有熱愛文學的廣大讀者和創作者，文化氛圍非常好。當然，還有地道的農家小吃，我很喜歡吃慶陽的饸饹面。

文 隴東報/掌中慶陽記者 閆慧 焦敏龍

圖 隴東報/掌中慶陽記者 陳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