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近40年來，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及取得的偉大成就，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類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中國社會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史詩般的變革，舉世震驚。文運牽國運，文脈連國脈，因時而興、乘勢而變，與時代同頻共振是古今中外文藝發展的必然規律。震古爍今的偉大事業，需要堅韌不拔的偉大精神，也需要振奮人心的偉大作品。置身史詩般的偉大時代，創造中華民族新史詩是文藝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中華民族新史詩“新”在何處？簡言之，“新”在思想高度、精神力度、情感深度和藝術廣度。中華民族新史詩不是一個“文類”或“題材”概念，而毋寧是一種價值導向和品格追求。它聚焦中國人民恢弘獨特的實踐創新，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創新精神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形成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傳達真摯深厚的民族情感，建構真醇美善的中華美學。創造新時代的史詩需要正確處理個體與社會、平凡與偉大、質樸與崇高的辯證關系。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近代以來，梁啟超等啟蒙思想家高舉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的大旗，積極倡導文學的社會功能，從五四文藝、左翼文藝、抗戰文藝到社會主義文藝，文藝始終與社會歷史同呼吸共命運，文藝工作者走出個人主義的象牙塔，投身時代洪流，涌現出魯迅、茅盾、冼星海、徐悲鴻、趙樹理、路遙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他們的作品既飽含了獨特的生命體驗，又有深厚的社會歷史根基。然而， 20世紀80年代至今，被不斷強化的卻是文藝的主體性與個人性，“為自己寫作”、“表達自我”成為時髦口號，文藝創作的個人化、圈子化成為時尚。這種孤芳自賞、自言自語的文藝與人民脫節，與社會脫節，與時代脫節，注定是沒有生命力的。“離開火熱的社會實踐，在恢弘的時代主旋律之外煢煢孑立、喃喃自語，只能被時代淘汰。”每個人都生活在總體性社會歷史進程中，魯迅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廣大文藝工作者切勿“咀嚼著身邊的小小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而必須走出象牙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讀懂社會、讀透社會，將自我生命體驗與廣闊的社會生活融為一體，用天下眼光、天下胸懷在大地行走，在宏大的社會歷史視野中觀察生活、思考問題、錘煉思想。只有“用博大的胸懷去擁抱時代，深邃的目光去觀察時代、真誠的感情去體驗生活、藝術的靈感去捕捉人間之美，才能創造出偉大的作品”。

當代中國是風云際會的大發展大變革時代，也是英雄輩出的時代。書寫英雄、禮贊英雄是史詩的永恒主題，從古希臘的《伊里亞特》《奧德賽》、印度的《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到中國的《格薩爾王傳》，莫不是對神圣家族和民族英雄的頌唱。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命題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毛澤東同志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習近平總書記更明確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是你、是我、是他，是每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夢想、有追求的個體的集合。英雄也不是“高大全”的神祇，具有呼風喚雨、上天入地、無所不能的特異功能，而是你我身邊的普通人，具有普通人的愛恨情愁、矛盾糾結、困境坎坷，一樣要面對生活的油鹽醬醋和人性的復雜幽微。然而，英雄之所以是英雄，關鍵在于能超越平凡、超越自我、超越時代。中華民族新史詩要傾情禮贊平凡而偉大的人民英雄。文藝工作者要以真摯的情懷觀照他們的生活、命運、情感，以生動的筆觸表達他們的心愿、心聲、心情，在平凡中見出偉大，在普通中發掘卓越，在困境中彰顯成功的艱難和喜悅。

史詩是一種崇高莊嚴的文體，中華民族新史詩應該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能“發時代之先聲，開社會之先風，啟智慧之先河，成為時代變遷和社會變革的先導”，要有“思想的穿透力、審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創造力”，因而，崇高、莊嚴、厚重、博大理應成為其基本美學特征。但這并不意味著宏大題材和宏大敘事成為惟一選擇，更不是以思想正確、理念先進為惟一圭臬，使文藝作品成為生硬的政治讀本和意識形態的傳聲筒，歷史早已證明此路不通。“史詩是人民創造的，不論多么宏大的創作、多么崇高的立意追求，必須從最真實的生活出發，從平凡中發現偉大，從質樸中發現崇高”。沒有堅實質樸的生活根基，崇高莊嚴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法匯成浩蕩江河，無法長成參天之樹。今天，國家的蓬勃發展，家庭的酸甜苦辣，百姓的歡樂憂傷，構成了氣象萬千的生活景象，給中華民族新史詩的創新創造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文藝工作者只有扎根生于斯長于斯的中華大地，用心用情了解各種各樣的人物，傾聽各種各樣的聲音，探究各種各樣的問題，從人民的實踐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深刻提煉生活，生動表達生活，全景展現生活，才能形成大氣磅礴、雋永浩蕩的精品力作和真醇美善的中華美學。

（作者系魯迅文學院第三十三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