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有情天》電影劇照

1993年，美國導演詹姆斯·伊沃里將石黑一雄1989年獲得布克獎的小說《長日留痕》搬上銀幕，這部電影通常被譯作《告別有情天》。這個有年代感的“鴛鴦蝴蝶派”譯名，不由讓人想起彼時《廊橋遺夢》《情夢古堡》《荒野有情天》等類似構造方式的意譯片名，以及被央視正大劇場的譯制片支配的日子。

在譯林出版社的譯本里，冒國安先生將書名譯為《長日留痕》，準確多了。小說中“現在進行時”的故事很簡短，達林頓大宅的男管家史蒂文斯收到一封老同事肯頓小姐的信，信中流露出想離開丈夫、重回達林頓府服務的意思，這促使他獨自驅車去英格蘭西部旅行并看望她，見面后才發現會錯了意，對方并沒有離開家庭的打算。

《告別有情天》電影海報

“長日（days）”指的是短短數日旅途中，在史蒂文斯心中閃回的十余年舊時光，大體上從肯頓小姐1922年到達林頓府擔任女管家開始，到1936年她離職結束，而這兩人確曾心系彼此卻眼看著錯過。然而，愛或者說情感，并不是小說的“主角”，回憶本身才是。

從處女作《遠山淡影》到近作《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的作品總是被回憶纏繞著。小說題目“留痕”二字很是傳神：1956年的旅途只有淡淡幾筆，寥寥幾處稱得上情節的地方，本質上也都是主人公與昨日的對話，包括他幾次與旅途中幫過他的陌生人談到達林頓勛爵，以及旅途終點的會面。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濃墨重彩的、決定“我”之所以是“我”的過去。

肯頓小姐就職的十余年，正好是達林頓府的好時候。史蒂文斯個人的感受是，在他的時代，“世界上許多重大決策”不是“在公眾場合里制定出來的”，也不是公眾輿論和新聞界注視下“國際會議期間討論出來的”，而是“在這個國家的豪宅內那隱蔽而又靜謐的氛圍中運作的”。

在他看來，現代世界是一個以這些豪宅為中心而旋轉的車輪（以前的世界是一架由階級構架的“梯子”），文明掌管在“那些偉大的紳士”手中，而以他的出身，如果想為創建更美好的世界盡綿薄之力，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在豪宅里為“偉大的紳士”效力。從上世紀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熱衷于舉辦此類名流密會的達林頓勛爵，在他眼中正是值得他付出所有去服務的人。

在《告別有情天》前，導演伊沃里已有《窗外有藍天》和《此情可問天》等名作，圍繞一座大宅和幾個老派的英國人，炮制矜持克制的英倫古典味兒，簡直是這位導演手到擒來的看家本事。達林頓府作為談笑皆權貴、往來無庶人的“大轉輪之中心”，在電影中被拍出了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排場，尤其是宴飲場面、精致的布景和服裝道具，都看得到拍攝經費在燃燒。

小說的故事核，與其說是主人公的管家生涯或者說與肯頓小姐的相處始末，不如說是達林頓勛爵的政治生活。這個故事講的是一位正直謙遜、情操高尚、愛好和平、為歐洲前途命運奔走的英國貴族，不自覺地“為人擺布”，淪為了納粹在英國實施宣傳騙局“最起作用的馬前卒”（其教子卡迪納爾對主人公所言），將時代的車輪推向有悖初衷的方向，而以服務于勛爵的方式參與其中的主人公以及他太過熱衷于此而錯失的姻緣，在邏輯上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

電影改動了幾處重要的時間節點，對于故事核有較大影響。達林頓府在小說里有兩次著重提及的“盛會”，一次在1923年3月高朋滿座的非官方國際性會議，一次是1936年英國首相、外交大臣和德國大使的夜間密會，電影將其分別挪到了1936年和1939年。細想之下，小說選取的兩個時間點與勛爵的品性更為相符。改動了時間線，卻對原著人物性格設定原樣照搬，縱然捧出了花團錦簇的情節，人物形象卻有些割裂。

《告別有情天》電影劇照

電影里，史蒂文斯和肯頓小姐在通信中提過，勛爵去世后大宅的新主人是1936年來過府上的美國議員劉易斯；勛爵在這次會上發言說，“德國重整軍備是一個需要接受的事實，我們也希望德國自由、強大，而不是一個受困于16年前不平等條約的國家”。此處的條約當然是指1920年正式生效的凡爾賽條約。

電影在這里將小說中大宅的新主人法拉戴先生和1923年會議上的劉易斯議員合并為一個角色，是詳略得當的刪改。問題是，勛爵舉辦1923年會議的目的，是放寬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桎梏；他同情和試圖幫助的，原本不是1936年已經走出大蕭條泥潭、躊躇滿志舉辦奧運會并磨刀霍霍的納粹德國，而是1923年經濟急劇惡化的魏瑪德國。

想分別幫助這兩個德國的人，在筆者看來，理應是兩個人。

1923年1月，一再催討戰爭賠款的法國聯合比利時侵占了魯爾工業區，斷了德國的經濟命脈，德國政府除了印鈔再無作為，半年時間里德國發生了近現代史上罕見的、數十億倍的劇烈通貨膨脹，經濟自由落體，大部分家庭被超越想象的困頓擊倒。那年3月，如果協約國按勛爵的設想展示憐憫，歷史會不會往不同的方向去呢？

這個曖昧的、不會有答案的問題，放在13年后顯然沒有什么需要回答的了，影片從而與納粹徹底劃清了界限，確保了西方那一套“政治正確”。

與德國大使的密會變為1939年，可以理解為時間線上的順勢后移。畢竟從初識到分開，男女主人公得有幾年共事相處的時光，故事才能立得住。同時，這次密會移到二戰爆發前夕，讓英國首相說出“大英帝國不能為了一個小國卷入戰爭”，“捷克斯洛伐克不值得我們耗費一兵一卒”的綏靖政策臺詞，對比電影新添的德國大使讓手下秘密記錄墻上名畫信息的小細節，諷刺得很是辛辣。

如此，“善良而又崇高的東西”最終被邪惡裹挾而去這一核心沖突，表現得更為激烈，勛爵的形象與小說比起來也更加不堪。與之對應的是，希特勒上臺前1932年的解雇猶太女仆事件，在電影中也被挪到了1936年后，兩個女仆的狀況由在府上工作多年改為失業就會被遣送回國。勛爵幾乎等于將她們送向了死亡。

二戰后，達林頓勛爵聲名狼藉。史蒂文斯在不熟的人面前，多次拒絕承認為他服務過，電影里對此也有體現。原著中“我”強調“善意的謊言”只是為了避免聽到對勛爵“不公”的評價；電影對此沒有解釋，更像是羞于提及。

在書中，史蒂文斯的內心獨白中有幾場措辭強硬的自我辯解，在他看來，雖然勛爵的生命和辛勞在事后看起來不過是“可悲的浪費”，但是這位紳士將偉大的思想情操“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自己對勛爵的忠誠是明智的，即使是一路走來行差踏錯，他仍滿足于“那些歲月里所取得的成功”，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尊嚴”。

史蒂文斯口中的獲得“尊嚴”，等于是建功立業的一種修辭。為了管家的“尊嚴”，這兩次會議上，他都為了服務權貴而從親愛的人最迫切的需求面前走開，一次是彌留之際的父親，一次是哭泣著決心嫁與他人的肯頓小姐。電影做了稍許美化，前一次將彌留改為了剛剛去世，后一次增加了他在心煩意亂中摔碎酒瓶的情節。

不過，在與肯頓小姐分別后，史蒂文斯終于反思了自己的愚忠和盲從。他對并肩同坐在長凳上的陌生男人剖析自己的一生。他說，勛爵至少選了條路走，這樣在生命盡頭才有權利說選錯了路，而他只是全然信賴勛爵，沒有過自己的選擇，甚至連反省“自己的錯”都沒有資格。這樣的一生“又有什么尊嚴呢”？

陌生人安慰他說，“夜晚是一天中最美好的部分”，勸他既然干完了白天的工作，現在能夠雙腿躺平來休息了，就要享受人生。

此處的“夜晚”也是個比方，和電影結尾的鴿子一樣。《告別有情天》原創了一個點到為止、意味悠長的結局：一只鴿子飛進了達林頓府的大廳，那是1936年那次會議（書中的1923年）時曾經舉辦晚宴的房間，劉易斯先生幫史蒂文斯一起放飛了鴿子。鴿子當然代表自由。愛人雖然無法回到身邊，但是經過這些天的回憶與思考，史蒂文斯已揮別過去，可以更悠游自在地面對晚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