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報告文學文本中，人們之所以對現實抱以深切的期待，是因為想真切地看見自己正經歷的這樣一個時代。而把握時代，捕捉生活現實，明晰自我內心，增強和彰顯時代的精神力量，藝術地表達客觀世界，就是一個報告文學作家必修的功課。

但是，多年來，報告文學這一與時代有著良好互動的文體慢慢發生了變異。尤其是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嚴肅的報告文學創作和其他文體創作的狀態一樣，變得功利、矮化、娛樂起來，沒有肩負起把握時代、記錄時代和啟蒙時代的重任，紀實功能嚴重弱化。一些報告文學文本有的只是單純的表揚稿，有的文本敘述能力欠缺，只有“報告”，沒有“文學”，作家創作能力的不足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報告文學這一文體的顯著優勢。面對這一現象，有的評論家甚至大呼：“報告文學已死。”

導致這種困境的原因，有人認為主要是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惹的禍，根本癥結是“在敘事倫理上是不成立的”，“任何一種問題都預設著作者、作品、讀者之間久經考驗的倫理關系，看一篇新聞時，我們確信記者必須為它的客觀‘真實’負責，否則會被老總開除；讀一部小說時，我們知道這是被豁免的‘謊言’，小說家有權利以虛構想象世界，而報告文學呢？它既承諾客觀的‘真實’，又想得到虛構的豁免，天下哪有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

也許，看多了虛構和矯情的文學，人們對以報告文學為主的文體創作中的真實性開始懷念。《人民文學》雜志開辟出“非虛構”專欄，一些作品被冠以“非虛構”的標簽予以發表。由于《人民文學》雜志在文學界長期以來積累的強大話語的助推，“非虛構”這一概念迅速被很多作家知曉并參與寫作實踐。自然，這一概念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們對嚴肅報告文學的期望，對玷污了報告文學的一些行為的鄙視和否定，試圖以這一新的文學概念解決當下文學華而不實、嚴重背離現實的情形，這種開放性的努力應該說初衷不錯，但是對于一種文體建設，是否更加科學呢？尤其對于報告文學這一文體，在與創作有關的相對科學的理論探索出現了逃逸的情況下，很多評論家不能堅持自己原先對報告文學的理論闡釋，紛紛跟風地把報告文學寫作也稱為“非虛構”寫作時，這種對于報告文學的發展現狀不滿而進行的嘗試性補充，是否有著堅實的理論闡釋基礎和文本支撐呢？

“非虛構”概念的強化，當在2010年第2期《人民文學》推出“非虛構”欄目之后，當期刊物在主編留言中說：“何為‘非虛構’？一定要我們說，還真說不清。但是，我們認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說的‘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我們其實不能肯定地為‘非虛構’劃出界限，我們只是強烈地認為，今天的文學不能局限于那個傳統的文類秩序，文學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學本身也應容納多姿多彩的書寫活動。”繼這個概念闡釋一番后，又說：“寫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傳記。還有諾曼·梅勒、杜魯門·卡波特所寫的那種非虛構小說，還有深入翔實、具有鮮明個人觀點和感情的社會調查，大概都是‘非虛構’。”隨后在《人民文學》2010年第9期內容簡介中還這樣補充：“希望由此探索比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更為寬闊的寫作，不是虛構的，但從個人到社會，從現實到歷史，從微小到宏大，我們各種各樣的關切和經驗能在文學的書寫中得到呈現。”

從《人民文學》探索的影響看，在概念闡釋不清的同時，進一步開啟了非虛構寫作進入的寬門，只要冠以“非虛構”之名，很多“非虛構小說”、“非虛構散文”、“非虛構詩歌”、“非虛構劇本”也可以被命名，“非虛構寫作”似乎真是“比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更為寬闊的寫作”。但是，任何概念的無可限制、彼此矛盾恰恰顯示出這個概念的最大問題。

歷史地看，“非虛構”一詞的語境基礎，最早是由西方以左拉為代表的一些小說家提出的“非虛構小說”的概念延引而來，是左拉等人對作家“書齋式”的小說創作方式和背離現實生活純粹依靠想象創作小說的不滿提出來的。“非虛構小說”本身就不是一個成熟的概念，因為小說的本質是虛構的，加上“非”這個詞，這個小說的邏輯基礎就塌陷了。因此上，“非虛構”既不是一個文體概念，也不是一個文本概念，僅僅是一種小說當中的敘述方法。今天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中，它本身的初衷也僅是區別于以虛構為主創作的文體如小說、戲劇等有差異的一個文類概念。

令人遺憾的是，在“非虛構”寫作實踐中，不僅有概念理論闡釋的困境，也帶來了一些被冠以“非虛構”標簽發表的作品——“非虛構”——即“真實性”嚴重受到質疑的問題，一些作家打著“非虛構”的幌子，作品中卻在虛構人物、虛構故事。這些作家一方面享受著人們對真實性的渴求所期盼閱讀 “非虛構”的紅利，另一方面卻不受任何約束地完全自我、主觀地、虛構地寫作，這是中國紀實文類寫作最功利的怪現象，背離了一些學者所期望的對報告文學這一文體創作縱深不夠的嘗試性探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非虛構”寫作這一創作實踐的公信力，即真正的“非虛構”——“真實”是可以在現實生活中得到驗證，甚至可以負法律責任的。

其實，對于真正有能力、有情懷、有勇氣、有獨立評判意識、有強烈文學表達的優秀作家來說，根本不需要“非虛構”的標簽，只要將“報告文學”這一嚴肅的文體優勢發揮出來，實現報告文學“報告”和“文學”的理想功用，就足夠開掘一生。誠如李炳銀所說：“在掌握了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原則之后，是不應該懼怕‘想象’的。但是，在報告文學的創作中，‘想象’必須嚴格地限制在已有事實的圈約基礎和范圍當中。”

如果一個作家創作時沒有面對“真實”的這種底氣、勇氣和能力，那么即使冠以“非虛構”的標簽，游走于各種概念中“玩”文學，這種“玩”是會“玩亂”的，也因寫作的不誠實，又會將“非虛構”寫作的本質即“真實性”真正“玩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