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的歷史發展至今，我們大概不曾像今天這樣，感到一種空前開放、豐富、多元的藝術傳統的滋養和籠罩。像T.S.艾略特所說的那樣，這種傳統既構成了我們賴以寫作的重要的藝術經驗資源，也因此給當代創作的突破帶來日益滯重的困難和挑戰。對于閱讀經驗豐富的作者來說，當他拈起一種童年的題材或母題，必然會同時提起圍繞著這個題材或母題而建立起來的那種藝術表現的傳統，這個傳統導引、影響著寫作者，使他不知不覺循著已有的故事和語言地圖邁步，并且最終抵達令我們感到親切的某個出口。如果說歷史的河流不曾湮滅的那些題材、母題等本身必然包含了的一份永恒的精神魅力，那么這樣的傳統承襲中，兒童文學要在永恒主題下寫出一種新經驗，并將這種經驗推向一個新的藝術和精神高度，卻也顯得舉步維艱。

對于兒童文學的藝術發展來說，這種向“新”的追尋卻不可或缺，因為文學本身既是在傳統的承繼中、也是在新變的探索中不斷走向藝術的高處和深處。這篇文章試以兒童文學中最常見的少年歷險尋寶題材和故事為例。

從古至今，童年對尋寶歷險想象的迷戀幾乎是永恒的。從民間文學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等，到成人文學中的《西游記》、《基督山伯爵》，到介于成人文學和兒童文學之間的《湯姆?索亞歷險記》，再到典型少年文學性質的《金銀島》，逐漸形成了此類故事的經典模式：新奇冒險的刺激、意外迭出的懸念以及最終令人滿意的獎賞。這種敘說的模式及其變體，在當代兒童文學的寫作中不斷復演，并且始終能夠在童書市場占有醒目的席次。但從兒童文學的藝術文脈來看，今天再出一部《金銀島》之作，已難成經典，原因很簡單，隨著文學經驗的累積，人們已經不滿足于對童年冒險沖動的如斯表現和解釋。在同樣的題材范式之下，我們期待的是更具當下感的童年故事經驗，以及更具當代感的童年世界觀和生活理解。比如19世紀中期的《基督山伯爵》和20世紀上半葉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同樣是從主人公神秘發跡之后歸來實現愿望的母題寫起，前者結束在鄧蒂斯借寶藏之力如愿復仇報恩，大快人心，后者則進一步探向現代人和現代社會生活、人性及存在體驗的復雜處。蓋茨比的愛情夢想并未因他擁有財富而順當實現，相反，他因單純而最終成為這個腐壞的物欲世界里的犧牲。但他的單純和真摯在悲劇的沉沒中仍向我們投出光芒閃耀，那種傷感頹然中的誠摯動人，對現代人的某種普遍存在經驗既是生動的書寫，又是震撼的撞擊。

當代兒童文學應當思考如何在亙古的文學河流之中，看出、寫出這種具有當代性的“震撼的撞擊”。德國當代作家雅諾什的圖畫故事書《來，我們去尋寶》，偏偏逆寫童年尋寶故事的一般邏輯。兩個好朋友去尋寶，結果尋到了寶，卻發現生活變得無比糟糕；一團麻煩之后，兩人重新變得身無分文，歡樂幸福。同樣是歷險尋寶，這個故事令讀者的目光發生了新的轉向。這方面更具創新性的，是麥克?巴內特和喬恩?克拉森合作的圖畫書《山姆和大衛去挖洞》。一對男孩去挖洞，想挖到些“了不起的東西”。誰都會以為，故事起頭所說的“了不起的東西”，一定是兩個男孩在挖掘中一次次錯身而過的大鉆石。直到最后，山姆和大衛兩手空空地從自己挖的洞里掉下去，一直落到軟軟的地上，不約而同地“哇！”了一聲，說道：“真是了不起。”然后，他們回到屋里，繼續吃動物餅干、喝巧克力牛奶的日常生活。這本圖畫書的杰出之處在于，在熟悉的“尋寶”故事主題和模式之下，既巧妙地打破了舊有的框架，提供了新奇的意趣，也在這樣的打破中促使我們思考，人生中，浮世里，什么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東西”？

因此，對于當代兒童文學的發展，這種從傳統中突圍而出的寫作探索的核心意義有二。第一是故事層面，為傳統的話題提供新的、更具當代性的藝術和閱讀的經驗。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在文學的情感和思想層面，把我們進一步上提到關于世界、人生的更通透深邃的認識、理解和體驗中，即如錢穆先生所說，“文學的意義，在于發現更高的人生”。這種“新”意，甚至可以在雙重層面上拯救某類看似模式化的傳統書寫。仍以上面提到的尋寶母題為例。德國人福爾格?克里戈爾的“奧拉夫”系列，講述一頭斷了角的駝鹿的幽默勵志故事，其中《潛水的奧拉夫》一冊，講述奧拉夫意外落海，卻因此發現海底的“黃金洞”，結識了在那里居留近兩百年的一伙海盜。一番交換之后，他從海盜處得到了一個裝滿金幣的碩大寶箱。只差最后一步，奧拉夫帶著財寶，榮歸故里，這個故事的平庸性就徹底完成了。就在他捧著滿箱金幣、隨著吊索緩緩上升的當口，一頭鯨魚張著巨嘴，向他游來。于是，“奧拉夫來不及細想，用盡全力把金幣箱往食人鯨的大嘴里一塞，就拼命加速向亮處游去。”就像動作電影里那些改變主人公命運的電光火石間，在最后的關鍵一刻，克里戈爾拯救了他的故事。所有的鋪墊突然挾帶著新的意義，涌向另一個意外的出口。奧拉夫搓著手嘆息：“差一步就成功了，真可惜，真可惜。”但我們和他都已經知道，一箱金幣的價值，永遠比不上你此刻坐在屋里，吃著草莓拌蘑菇，身邊有一個好朋友，與你絮絮閑聊。

或許，當代兒童文學要由傳統的強大承襲中實現突圍，就在于充分發揮傳統藝術資源的同時，重新發現上述“鉆石”“寶藏”和一盤“草莓拌蘑菇”的意義，并以這樣的發現和書寫，把我們帶進對生活、對人、對童年的新的了不起的驚嘆中。比如以弱勢或底層童年為題材的寫作，前有狄更斯的《霧都孤兒》《大衛?科波菲爾》、馬洛的《苦兒流浪記》等表現或涉及底層童年艱難生活的作品構成一個文學傳統的強大影子，以及某類顯而易見的故事范式：主人公受盡磨難，歷經艱辛，始終懷揣一種執著或一個夢想，最后，夢想實現，迎來春暖花開。如果說這是此類童年書寫（實際上也是一切同類文學故事書寫）的永恒范式，那么今天，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對一個身處弱勢和底層的孩子來說，如何理解他自身獨特感受中的“磨難”“艱辛”和“夢想”？在這個文學書寫的傳統中，我們對于一個孩子的“磨難感”“艱辛感”和“夢想”的傳統想象，會否掩蓋了這個孩子身上的另一些真實感受？以及，能夠令孩子在這個世界的當下時間（而非等到某個“夢想”實現的未來時刻）里獲得自我實現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這是我為什么看重19世紀后期俄國作家馬明-西比利亞克的《小燒炭工畢姆卡》這樣的底層童年題材小說、當代作家胡永紅的《我的影子在奔跑》等困境童年題材作品所提供的文學經驗的原因。在這里，一個弱勢或底層孩子的精神世界與我們一般的經驗想象是如此出入，卻又如此真實、震撼、動人至深。如何在兒童文學的藝術傳統中書寫這樣的“新”經驗，方式仍待推敲探討，但它無疑為我們了推開觀望童年及其世界的又一扇窗口。

趙霞，文學博士，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著有《童年精神與文化救贖》《思想的旅程》等個人學術著作五種，出版散文集《我的湖》，翻譯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作為神話的童話/作為童話的神話》《安徒生童話》《玩具歷險記》等十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