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讀紅柯新作《太陽深處的火焰》，總覺得有一種迷狂，夾雜著冰徹心扉的悲哀和滾燙的焦灼，這部小說就好像一個發了高燒的人，不斷地喊著“給我以火，給我以火”，這個人是紅柯小說里經常出現的意象，夸父。這部小說寫的就是夸父死而復生。小說似乎是來自夸父的夢境與囈語，“太陽說：來，朝前走！”紅柯所熱愛的詩人昌耀就以他縱身一躍的決絕完成了自身對太陽的向往，還有海子，他們如此相像，在詩人的生命結構中神圣與世俗不可彌合，他們的人生都表現出了對于超越性精神的執著和對世俗生活的拒絕。紅柯早期的小說也折射出了同樣的二元對立，只不過是通過新疆與內地兩種文化地理空間來表現的，這一點評論界都注意到了。但是，紅柯從《生命樹》《喀拉布風暴》《少女薩吾爾登》到這部《太陽深處的火焰》所展現出的對于這兩種文化的融合，評論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我不認為紅柯的這種努力是為“一帶一路”政策做注解，因為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他的作品就具備了這樣的視野和氣度，甚至他本人遠走新疆十年，親身實踐了他的多元一體文化觀和深受薩滿文化影響的生命觀。在小說之外的文字和言語間，紅柯提起西域乃至中亞的民族來，對其文化和文學都是如數家珍般熟悉，若有機會他總會向別人分享他在漢文化圈之外的文化里所體驗到的開闊與狂喜。對此他有一種狂熱，曾經一度狂熱地自學蒙古語。這在漢族作家里是非常少見的。

1999年由李敬澤、陳曉明、白燁、賀紹俊、李星等文學評論家召開的“回眸西部的陽光草原──紅柯作品研討會”距今十八年過去了，西部的陽光依然照耀著他，引導他走向太陽深處，太陽深處的火焰就是靈魂不死的火焰。《太陽深處的火焰》主要是通過吳麗梅與徐濟云的愛情關系，通過雙方的精神對話展開的。兩人因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吳麗梅來自西域羅布荒原，而徐濟云來自陜西關中，作家用了不少筆墨來表現兩人生長的文化背景有多么不同：吳麗梅所生活的羅布荒原的山川草木、父親母親如此不同于徐濟云的家鄉，吳麗梅的清潔工母親和泥瓦匠父親就像高貴的藝術大師，毫無中原底層勞動者的卑微之感。來自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經由戀愛關系發生了一場深刻的精神對話。小說的敘事結構也許可以簡單分為兩種人物關系發展模式：第一種是吳麗梅和徐濟云的具有“異類婚配”原型的愛情發展模式，第二種是徐濟云與王莉與周猴、王勇、張林等等人物交織在一起的圍繞“權力”（或利益）的依附關系發展模式。在第二種模式里紅柯非常巧妙地使用了皮影藝術表演的手法來處理人物關系，使小說隱含了一個“戲中戲”的嵌套結構。徐濟云就是那個幕后的操控者、皮影表演者，而周猴（諧音肘猴）就是一個活皮影，王勇張林其實都是想成為徐濟云的徐濟云們。吳麗梅始終是置身“戲”外的觀察者、反思者，也因此她和徐濟云的關系就是若即若離的互為鏡像的對話關系。整部小說采用第三人稱視角，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展現了故事的背景與人物，而人物視角則展現的是人物的深層心理。耐人尋味的是這部小說所散發出來的敘事語氣、敘事視角看徐濟云們的生活時就像在看戲，充滿了冷靜的反諷，而轉向吳麗梅的時候就轉而成為了認同與仰慕。整部小說的情感在兩者中間形成強大的張力，對前者越鄙視就對后者越熱愛，兩種精神境界之間的沖突與尋求對話的渴望是推動這部小說的根本動力。

小說里這對戀人之間的對話不似一般人的你儂我儂，而是談學論道，如此這般：“你就想想幾萬年前幾十萬年前大風掀起一座座黃土山脈，鯤鵬展翅九萬里，扶搖直上，沿塔里木河潛行萬里從巴顏喀拉山再次起飛，沿黃河呼嘯而下，構建起中國北方的黃土高原黃土平原。”對此，文學批評家賀紹俊先生眼光毒辣，他看出了這部小說獨特的復調結構，吳麗梅代表了新疆，徐濟云代表了陜西，這兩個人物一直活在紅柯的內心，也一直處在對話的狀態中，他們對話的成果便是紅柯一部接一部的小說。那么，在什么情況下一個人才會這樣急于去表達自己，即使在戀愛中也急于在時間和空間的無垠里給自己定位？那就是在“文化震驚”的情況下。文化震驚，英文Culture Shock，指的是某一種文化中的人初次接觸到另一種文化模式時所產生的思想上的震驚與心理上的壓力。在這場對話中主要是吳麗梅在表達，不管是她說給徐濟云的話，還是她的思考她的學術論文，一直都圍繞著兩種不同文化所帶來的“文化震驚”而反復表達，以至于她要繞開身體而穿越在精神的虛空里，對于少女吳麗梅來說戀愛中結合需要消弭的不是兩性差異不是身體障礙，而是精神的鴻溝。小說里他們的性愛最終敗于精神因素。這也是徐濟云最痛苦的回憶。少女吳麗梅是怎樣愛上徐濟云的呢？也許是緣于邊地人對中心的美好想象，而徐濟云只是恰好出現，又或者是徐濟云式的人善于捕捉人心幽微，城府太深，少女天真單純，初到內地就失足掉了進去。短暫的精神對話結束后，少女毅然選擇分手，遠走西域進行長達一生的自我救贖。就此而言，紅柯關于陜西和新疆的對話以及表達焦慮，就源于作家本人所體驗的“文化震驚”。近百年來，中國與西方的文化碰撞帶給人的心理震驚感已經減弱，今天的年輕一代對于西方文化早已習以為常了。有人可能要問了，中國大地上不同地域文化所產生的“文化震驚”難道要比中西文化之間的更大？聽著似乎不可能，這也是紅柯的“文化震驚”經驗書寫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重視的關鍵所在，其根本原因就是長期的漢文化中心所形成的文化心理，我們大多數漢族人不太了解邊緣的少數民族文化，我們的文化自信和心理安全建立在我們有意識地不去面對。而吳麗梅們的文化身份認同焦慮就使得她的戀愛也要背負比一般人更大的壓力。為什么不是徐濟云出現文化身份認同焦慮呢？因為他身后的精神土壤實在太過于寬廣，他直掛風帆濟滄海，春風得意，這正是當今社會主流價值觀念所稱道的那種成功人士，他擁有很多傲人的頭銜，二級教授，長江學者，博士生導師，學科帶頭人。因此可以說吳麗梅們的文化身份認同焦慮，和對自身文化夸父逐日一般地悲壯追尋，正是紅柯流出熱血文字的那個傷口。

張承志說：“我憑創造者的美意，一步闖入了新疆。雖然只有一些單薄寒磣的文字，但是我半生謳歌了——對他者的愛。是的，他者的尊嚴、他者的原則、他者的文明。因為所謂人道主義，就是對他者的尊重。是的，在新疆，我完成了向美與清潔的皈依。我的文學，在新疆完成了人道與美的奠基。此刻我心里涌動著對新疆的感激。只有我清楚這感激有多深沉。”和張承志一樣，紅柯也用半生謳歌了對他者的愛，對他者隱痛的感同身受，這無疑是一種超越了同時代作家的文化視野。

新疆何以有這樣大的魅力，讓每一個傾心探聽的作家發生改變，給予成全。除了張承志、紅柯，這個名單上還有王蒙、周濤、劉亮程、李娟等等很多人。這顯然是因為它獨特的文化。也因此吳麗梅一路追著太陽趕回新疆在小說里成了一個象征。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比起徐濟云的立體豐滿形象，吳麗梅像一種精神之火，像陽光，她的存在就是為了讓徐濟云的陰暗生活被看見。或者可以理解成吳麗梅就像是青年徐濟云生命之火的瞬間光亮，疲憊生活里的英雄夢想，經由愛情點燃，忽而一閃，成了一個想象，一場夢。神話學家坎貝爾說：“神話是眾人的夢，夢是私人的神話。”吳麗梅便是那夢中女子，具有了神話的色彩，吳麗梅的學術研究，吳麗梅的家庭生活，吳麗梅的精神向往都變成了一種神圣化的存在，而這正是這部小說的力量所在。因為這部小說的敘事視角是一種很獨特的視角，雖然是第三人稱視角，可是它是一種世俗的有限視角，并非全知全能，一切皆可洞悉。這種視角去觀察吳麗梅的時候，在仰望，在遠觀，被召喚，吳麗梅似乎變成了太陽的一部分，而敘述者成了夸父。還是同樣的敘述者，當它的敘述視角看向周猴、徐濟云的生活時則是冷靜的、悲憫的。因此這部小說除了上述的表層敘事結構之外，還隱含著一個深層的象征結構，那就是夸父逐日而死的神話。《太陽深處的火焰》這部小說正是通過吳麗梅展現了這種英雄主義精神與水火交融、陰陽和合的天道。徐濟云最后聽從內心呼喚，登上飛機，融入藍天。第三人稱視角呈現出來的是作家的眼光和內心世界，可見寫作于紅柯而言也是他超越神圣與世俗二元對立的救贖。

這部小說總體而言是一部21世紀知識分子現形記，和一般作家的揭露批判不同，紅柯寫知識分子除了寫人與人的關系，還寫人與天地，人與天道的關系，所有一切在他的小說里都是一個整體。這種小說寫作手法與他深深認同的薩滿文化的生命觀，與他多元一體的文化觀密切相關。當下不少趕“絲綢之路”熱潮的作家恐怕還沒有搞清楚絲綢之路到底意味著什么，紅柯卻說，“絲綢之路完全是太陽噴射的火焰”。 太陽說：來，朝前走。

（作者系長安大學文學藝術與傳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