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隴的產量太低了，寫小說近30年，跟讀者見面只有三個中篇，二十來個短篇。

寫得少，跟韋隴的性格有關，跟他的人生觀也有關。他覺得人生虛無，最后必定悲傷收場，既然結局已注定，人生就剩下一個過程。他甚至更進一步地認為過程也不重要，過程無非就是痛苦與快樂，痛苦與快樂也是虛無的。這種人生觀決定了他的為人處事，無論在哪里，無論遇到什么事，無論跟什么人交往，他會給人一種疏遠感，總是擺出一副“這事與我無關”的姿態，或者，換一個詞叫“超然”。很多時候，韋隴這種“超然”會給人一種猜測：他是因為害怕被傷害，而采取自我保護的逃避手段？但我知道韋隴的“超然”是他內心的真實寫照，他內心確實有巨大的虛無感，虛無感讓他看淡了各種人世紛爭、人情世故，因為在他的人生觀里，整個世界終究是虛無的，包括他自己。他看透了這一點，人生自然就有了一種高度，寫作當然也就成了可有可無的事了——寫那么多干什么呢？有什么用呢？最后還不是一片虛無？

可是，韋隴畢竟沒有完全斷了寫作的念頭。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幸好有寫作，才讓韋隴產生了一份對這個世界的質疑，正是這份質疑，把他從那個巨大的虛無里拯救出來，回到真實的世界，叩問人生。

到目前為止，韋隴所有的小說幾乎都是在叩問自己的人生。作家有很多種類，有一類作家一生只寫自己，寫自己的生命，寫自己的愛情，寫自己的戰爭，寫自己的夢想，他們都在各自領域里樹立了文學的高峰。韋隴正行走在這條路上。那么，現在問題來了，行走在這條路上的韋隴有什么特色？他能不能在前輩樹立的如海山峰里壘起自己的山峰？這是韋隴必須面對的問題。

如果對韋隴的小說做一個縱向觀察的話，會發現他所有的小說的主題幾乎都是對愛情生活的質疑，他幾乎所有小說都在探討和叩問這個既寬闊又狹窄的命題。這于他，可能是出于切膚之痛，他有婚姻上的波折，對這方面的思考比別人多一些深一些更具體一些，特別對二婚家庭中巨大裂痕的描寫，總能讓人產生絕望感，無論是對再婚夫妻的感情還是再婚子女的生活，在韋隴筆下，總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溝壑，像一把利刃一樣切割著這種新組合的家庭生活，他筆下的那些人物，顯得那么無辜和無助，幾乎可以用絕望來形容，讓人物深陷在生活泥潭里不能自拔。通過小說，我們也可以窺見，在韋隴的精神認識里，這種愛情顯得那么不牢靠，維系家庭生活的基石是那么輕浮，他真是懷著巨大的懷疑來看待這樣的愛情和家庭生活。可是，韋隴的善良之處是，即使他已深諳這種生活的絕望，還是會在小說的結局里，讓人物退回到現實生活里，讓他們繼續過這種無解的生活。這使他的小說保持了一絲難得的暖意，也讓讀者松了一口氣。

當然，不僅僅只有這些，韋隴選擇這個命題展開他對這個世界的質疑和叩問，我覺得更大的原因是他對所處時代產生了深深的懷疑。他可能沒有系統地想過這個問題，但在有限的生活空間里，這三十多年來，他從鄉村到城市，從單純到混沌，作為一個作家，一個觀察者和書寫者，他有敏銳的生活感受能力，社會生活的每一次顫動都能刺痛他的神經，他深刻地認識到經濟對人性的影響，特別是對愛情和家庭生活的腐蝕，在經濟壓倒一切的巨大浪潮中，人性嚴重扭曲，欲望成為人的第一需求，被肆無忌憚地表現出來，成為被大多數人認可的社會發展動力，在這種情況下，愛情早已化成泡沫，親情淡薄如紙。對這個時代的思考，大大加深了韋隴思想的深度和厚度，讓他的小說擁有悲痛和尖利的力量。

可是，另一個巨大的問題出現了。縱觀中外文學史，愛情都是書寫的主要命題和內容，把韋隴的小說放在這些小說的海洋里，還能有效地辨識出來嗎？

如果從這個角度說，多虧了虛無的人生觀，使他的愛情小說擁有了虛無的力量。到目前為止，韋隴所有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虛無主義者，無論身處哪個階層，他（韋隴小說的主人公基本上是男性）都是邊緣人，人生沒有方向，更沒有出路。這幾乎就是人的真實狀態。有時候，韋隴會讓他的主人公偶爾抽身離去，但更多時候是讓他們回歸原位，繼續虛無、疲憊、厭倦、迷茫地生活下去。

這會讓人不滿足。是的，文學畢竟不同于真實的人生，文學的一個作用就是讓堅硬的人生時不時地柔軟一下，讓人脫離地面，作暫短的飛翔，當再次落地后，可以選擇原路而行，也可以固執地走向另一條小徑。當然，也可以就此滑出正常軌道，像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小說《樹上的男爵》中的柯希莫一樣，12歲那一年開始了在樹上的奇異生活，當生命即將抵達終點時，又出人意料地跳上熱氣球，徹底消失在人們的視線里。

這大概是韋隴目前小說寫作碰到最大的問題了，他必須解決他自己和小說人物如何在虛無中長出真實的翅膀、在堅固的現實里飛翔起來的問題，如果做到這一點，我相信韋隴和他的小說一定能飛出我們目力所及的疆土，飛向更寬廣的世界。我們期待那一天的到來。

（作者系魯迅文學院第十屆高研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