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應該是殺手，而不是劊子手。殺手講究穩準狠，收回手來，對手生龍活虎，毫無知覺，甚至心里剛剛閃過就要取勝的欣喜，過一刻、兩刻，有時候是好幾刻才倒，讓人說不出的爽快、叫絕；而劊子手，卻要假模假式地站在那兒，擺出一個讓人知道他下一刻就要殺人了的招式，對手（如果算得上對手的話）也知道將要受死，反剪著雙臂被縛住，全身心的恐懼絕望。這是一種以強權保證的從容，讓人生厭——如此，有何快感可言！

想必，就算是剛開始寫作的俞勝也深諳了此等玄秘。

所以，開篇就是“我”，讓底色與情節貼近他的生活，讓人誤以為他要扒心扒肺，剖了自己當街示眾。沿著《當我來到霞村的時候》生存序幕拉開，到《我在學報當編輯》中初進職場的陰冷與荒涼，一字一句，一個表情一個場景，都透著一個有知有志的青年接近社會或者說初入社會的欣喜悸動與茫然不安。每個人都是這樣過來的，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俞勝的“本色寫作”，“噼里啪啦”的文字，如冬日里不太兇猛的雪粒打在臉上，溫度、力量、速度，每一粒的節奏和路線好像都是可控的，就如你的一位故友，坐在你身邊，喝茶、抽煙、或者一言不發，不論怎樣都是適意的，知道他是不會出格的。這其中有甜蜜也有憂傷，也有無助彷徨。

進入《水乳交融》之后，前兩篇明快的感覺與判斷一頭扎進如題一般混濁的液體之中，感覺這個俞勝一眨眼“長大了”。樊惠娜對城里人身份的珍視、對優裕家庭生活的向往，成為美好的也是自然而然的理想，而一日三餐不能靠理想解決，只能靠甘四男投靠到租客李胖子手下打工取得，這讓樊惠娜不能釋懷。更不能讓她接受的是她搬遷到新的小區后，居然發現李胖子也買了這里的房子，最后，樊只得接受了現實，并且“一家就這么甜美地進入了夢鄉”。現實就是你買了一只煙花筒，你幻想著它怎樣的精彩，發現它只冒出一陣火花，你剛剛醉心，就已經冒完了，而后落下一陣發嗆的煙塵。俞勝還將這一層面紗蓋在了文生（《城里的月亮》）頭上，文生是做夢也想不到真會娶了阿秀，但真就娶了。作為農村人的文生淳樸憨厚、身家清白，將幾次遭受情感打擊、內心千瘡百孔的城里姑娘阿秀視為珍寶。他起早貪黑，對阿秀一家小心翼翼、委曲求全。可是岳母嫌棄他，繼而也嫌棄了女兒，根本不想照顧即將臨盆的阿秀。文生要把他鄉下的母親接來，離開阿秀的家另租住處，可是，這種希冀砰的一聲扎進了馬蓮河里。

在《老鄉》中，妻子還是那個嫌棄鄉下人的妻子，但嫌棄的原因已經不是窮，不是愚，而是嫌馬淑秋“眼珠滴溜溜地轉”。鄉下人的面目在這里從灰頭土臉變得陰晦，工于心計。鄉下人面對城市，也由文生式的在城里安了家的偶然幸運變成了一種有預謀有策略的進攻與謀取。鄉下人邵建設和馬淑秋在城里站住了腳，可精神上卻更加荒涼冷寂。

與《水乳交融》不同，那個彷徨的俞勝已經在生活中汲得力量，面對這些困頓與慘酷，不再迂回停步，干脆迎面一掌，直取命門。

《人、狗、狼》中，人想往高處爬，狗想看好門，狼想吃頓肉，但有一只狼卻忽而“開悟”：與其舍命求一頓肉，不如餐餐有著落，哪怕殘羹剩食。它混入羊群，不怕犧牲要成為一只狗，并且最終為此搭上了性命。人將這一切告訴城里的兒子，兒子想：“爹在鄉下，日子過得好難。”

相對于前幾篇現實主義作品，《人、狗、狼》闊大得多。文學藝術面對的是自己，自我便是世界，是一種不斷剖挖內心、剝皮削肉的決絕與恒力。

《花之淚》在這個集子中完全是另類，卻無法把它邊緣化。作為全冊最“憨實”的存在，催人淚下，感人肺腑。讓我再一次確定，作者的情感狀態對于文字的關鍵作用。作為同類，我是奇缺這種狀態的，所以，以為難以為貴。這一篇從本質上撇開了現實，撇開了寓言，全心擁抱這個瘋丫頭小霞，雖然托借的是某個時期的某種社會狀態，但換一種，換無數種，核心不受絲毫打攪。

小說最終，生命最終，人類的最終，皆是一滴清淚的結局。

（作者系魯迅文學院第二十九屆高研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