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1日下午，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學人文學部主辦，北京大學出版社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雜志協辦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系列講座”第四十二講在北京大學人文學苑108室舉行。本次講座為對談形式，主題為“比較文學與人文學”。講座由國際比較文學學會主席張隆溪教授擔任引言人，中文系張輝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楊慧林教授、燕京學堂院長袁明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梁展研究員、中文系比較所康士林教授、車槿山教授、戴錦華教授、張沛教授、秦立彥副教授、蔣洪生副教授一同參與對談。

本次講座是繼“文學批評經典導讀”系列講座之后，張隆溪教授此行在北大參加的第五場講座。在前四講中，張隆溪教授介紹了包括諾思洛普·弗萊的《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弗蘭克·克默德的《結尾的意義》(The Sense of an Ending）、彼得·布魯克斯的《情節閱讀》（Reading for the Plot）和安伯托·艾柯的《解釋與過度解釋》（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在內的多部文學批評經典著作。本次講座與之前不同，與會學者將圍繞“比較文學與人文學”這一主題展開更為開放的討論。

講座伊始，張輝教授向在場聽眾介紹了各位與談人，此后張隆溪教授作了簡短而富于啟發性的發言。他談到一方面西方學界許多人都談到比較文學的危機和比較文學的死亡，但另一方面比較文學在中國、印度等許多國家發展得很好。如何應對比較文學的危機和思考比較文學的未來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世界文學的出現就是要超越歐洲中心主義，這不意味西方文學不再重要，而是要強調在非西方的文學傳統中也存在很多重要的作品。如何讓非西方的經典著作也被全世界的讀者所了解呢？張隆溪教授認為世界文學的發展為回答這個問題提供了機遇。

以此為引，在場的學者圍繞“比較文學與人文學”這一主題展開了深刻而富于啟發性的討論。

楊慧林教授認為比較文學與宗教學在本質上是一樣的。語言學家繆勒曾說“只知其一，一無所知（He who only knows one， knows none）”，他將比較語言學的方法論共識引入了宗教學研究，所以說宗教學研究從根本上說也是一種比較研究。楊慧林教授認為比較文學具有一種工具性的啟發意義，能夠輻射到整個人文學，比較文學在方法論意義上將成為一門對其他學科極具啟發意義的學科。

康士林教授則向大家介紹了美國高校的比較文學課程情況，伯克利、芝加哥、斯坦福和耶魯大學比較文學課程的變化反映了人們對比較文學理解的變化。通過對美國高校比較文學傳統課程與新課程的對比，我們將對如何定義比較文學有更形象具體的了解，也為日后提供什么樣的比較文學課程提供借鑒。

梁展教授繼續談論比較文學的死亡的問題。他認為不僅是比較文學，甚至是文學也面臨著“死亡”。當我們思考如何面對比較文學的危機時，不妨借鑒兄弟學科的發展情況，例如比較政治學、比較經濟學等，我們可以通過雙向追問來應對歐洲中心主義，這對比較文學的發展或許有所啟發。

車槿山教授追溯了比較文學的歷史。他談到從作為比較文學發源地的法國來說，比較文學之死或許是合理的。在法國的影響研究框架下，比較文學還沒有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是一種更靠近自然科學的一種做法，它被定義在文學史研究之下。到了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平行研究把兩個沒有史實關系的現象進行研究，使得自然關系轉變為了文化關系，追求發問的有效性而不是真理性。正是這種平行研究的發展將對其他學科產生重要影響。

戴錦華教授將電影的死亡和文化研究的死亡與比較文學的死亡聯系起來。比較文學興起于二戰之后，它最早不僅是作為一個學科，而是作為一種思路和視野存在的。現在，它的思路和視野在幾乎所有的學科中都被采用了，從這種程度上說，可以說比較文學已經死亡了。在國別文學比較的意義上，比較文學或許也有死亡的趨勢。現代主義已經不再具有明確的界限，資本主義內在的差異也在逐漸抹除。但是，比較文學作為題中之義的跨語境、跨文化、跨學科所包含的對我們主體的反思，可以說是方興未艾。在福柯看來，人文學本身就是跨學科的。戴錦華教授認為在單一領域內去“觸摸真理”是一種謬誤。面對全新的知識生產情況，我們需要去思考整個人文學和思考人類。對此，比較文學是占有有利地位的，比較文學方興未艾。

張沛教授認為人文學是本次對談的關鍵詞之一，上溯歷史，人文學的邊緣化并不奇怪，因為它在歷史上早已邊緣化多次。但這種邊緣化還不夠，“當一個學科認為自己真理在握，這個學科反倒是有問題的，只有當它不斷被邊緣化，才會發現原來其中有真意”，張沛教授如是說道，他認為比較文學是面向未來、面向他者的元學科，具有開放性和顛覆性，這也是人類精神中永恒的不滿的體現。

蔣洪生老師認為比較文學在整個中國社會的影響力不夠強。文學研究應該是一個整體性的研究，而許多研究者卻躲在小樓里自成一統，過于重視自己的學科范圍和內部研究。另外，當前的文化熱多是被資本拉動，人文學表面的繁榮不見得對真正的人文學有好處，反倒會成為一種內傷，而使其逐漸喪失了自己的內核。蔣洪生老師認為人文學科的發展需要與時俱進——“我們比較文學總是在進行非純化的運動，我們不會終止于歷史的某個時刻，而是不斷發展”。

秦立彥老師從個人經歷出發談及了關于東西比較在想象和現實上的反差。東西比較是一個龐大的領域，但真正投身其中的人卻不多。因為它要求學者必須具有雄厚的學識修養。作為共識的是東西比較這一領域是大有可為的，問題在于如何作為。秦立彥老師認為學者們要避免去歷史化傾向和避免簡單的比附。此外，秦立彥老師還就世界文學的可能性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張隆溪講授講話】

最后，張隆溪教授對本次對談進行了總結。他說道：“應當承認，比較文學在全世界范圍內還沒有成為主流。比較文學產生之初便十分重視對原文的把握，這就必然要求學者對歐洲語言的精通，第一本比較文學雜志的編者就曾提出比較文學學者必須掌握十種語言，而這十種語言都是歐洲語言。所以比較文學從產生之初就是歐洲中心的。我認為現在中西方文學處在較好的發展局面是和國際格局緊密聯系的。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的轉換也與時代密切相連，在十九世紀流行的是達爾文的實證主義，法國學派的實證主義則與之契合。但二戰之后，人們發現民族主義會帶來災難，不能再局限于民族做學問了，所以平行研究應運而生。文學的研究誠然不能被資本所主導，但是也無法否認文學研究的背后有著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影響。現在，我們的文學觀念應當回到重新閱讀文學文本上，閱讀文學文本時，一方面要重視它所包含的社會背景，一方面也要看到它將對未來產生的影響。”

本次講座引起了聽講者廣泛的思考和討論。講座結束后，在場聽眾與各位學者就“理論與民族性的關系”、“世界文學的意義”等多個問題展開了進一步的討論，講座在濃厚的學術討論氛圍和熱烈的掌聲中獲得了圓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