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才能完成使命,寫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那就要向我們的文學前輩們學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時代巨變中人民的喜怒哀樂記載下來,給予他們溫暖和希望。"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的講話中指出，文藝創作就是“反映時代呼聲﹑展現人民奮斗﹑振奮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優秀作品，為我們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為我們的民族描繪更加光明的未來。”這也是對文學創作者的殷切希望和諄諄囑咐。我們如何才能完成這種使命，寫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那就要向我們的文學前輩們學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時代巨變中人民的喜怒哀樂記載下來，給予他們溫暖和希望。

作者應成為生活的親歷者和踐行者

西藏文學已經有了近60年的發展歷程，最令我們感佩的是那些文學前輩，他們在條件極其艱苦的時代，懷著赤誠的心，與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生產，在生活中發現美，發現可挖掘的文學素材，創作出了一批具有時代精神的優秀作品，如小說《我們播種愛情》《央金》《駿馬飛奔》，詩歌《黑痣英雄》《波姆達娃》《大雪紛飛》等。這些作品在當時不僅激發了人民群眾的昂揚斗志，也起到了提高思想覺悟的作用。作品真實地反映了西藏時代的變遷和人民的覺醒，真實地記錄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西藏各族人民建設新西藏的火熱生活場景。在這些作品的影響和感召下，一批藏族學者也積極參與進來，開啟了藏文文學新的敘事領域。以往藏文文學的主題就是宣揚人世的苦難、無常、覺醒、皈依等，是為宗教服務的。但擦珠·阿旺洛桑和江金·索朗杰布等人卻把創作的視角伸向了正在改變的當下生活，從拉薩發生的巨變中尋找創作的素材，寫出了《金橋玉帶》《歡迎文成公主進藏》等，這些作品思想積極、感情真摯，也使藏文文學的敘事領域得到了拓展，表現形式上也有所突破。那時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除了歌頌時代變遷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外，也反映出了人物命運的沉浮，展現了社會發展的光明一面。這些文學作品貼近群眾，反映現實生活，真正起到了鼓手的作用，為推動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正是這種親歷和參與，使得這些作品充滿了蓬勃的生命，像一面鏡子映射著時代前進中的方方面面，成為了人民喜聞樂見、經久耐讀的作品。沒有走進生活，沒有從鮮活的現實生活中汲取養料，就不會涌現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如果馬麗華不用腳步丈量西藏的每寸土地，就不可能寫出《靈魂像風》《藏東紅山脈》《藏北游歷》等膾炙人口的作品來；如果沒有生活的積累、積極的投身，就不可能成就加央西熱的《西藏最后的馱隊》，也就不會有西藏歷史上第一位魯迅文學獎獲得者。

生活比我們的想象更豐富多彩，更加斑斕，作者只有潛心扎入生活中，感悟生命，體會人民的情感，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才能寫出具有較強生命力的好作品來。

作品應有核心的價值觀

上世紀80年代，由于改革開放不久，各種思潮和主義蓬勃涌現，給固有的傳統文學帶來了極大的沖擊。當時文學成為一種時尚，作家詩人仿若明星一般。內地來西藏的文藝工作者人數不斷增加，營造出了極好的文化氛圍。這種新舊觀念的沖撞，在文壇上涌現出了一批用漢語寫作的以藏族為主體的作者隊伍，他們的創作勢頭銳不可擋，成為西藏文壇的有生力量，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結合，藏漢文創作同時并進的格局。1985年《西藏文學》第五期推出了扎西達娃、色波、金志國、子文、李啟達等5人的小說小輯，從此西藏文學開啟了從內容到文本敘事的一種探索。這種探索后來被冠名為魔幻現實主義。之后涌現的馬原，更是在敘事策略的探索上走到了很遠。他們一群人的涌現，使西藏文學推到了全國的最前沿，也掀起了國內對于文學敘事的先鋒實驗。以扎西達娃為首的西藏作家借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敘事技巧，結合西藏奇特的自然環境和藏傳佛教所造就的文化沃土，推出了《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竹笛·啜泣和夢》《永恒的山》《沒上油彩的畫布》《巴戈的傳說》等。這些作品在當時來講，的確開創了一種新的文風，對后來西藏文學的創作影響至深。

西藏魔幻現實主義高光一閃，便墜入到了一種低谷中。西藏文學卻執意要在魔幻的夢游中深潛，且越陷越深，以致于游離了真實的生活，存活于一種臆想的西藏世界中。讀者離作者越來越遠，文學作品已經不能給讀者提供精神價值，不能安撫人們的心靈了。結果西藏文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這與作家自身游離于社會，不關心人民的關切是緊密相連的。西藏評論家尼瑪扎西敏銳地發現了問題的癥結，1999年他在《西藏文學》第2期上發表了一篇《浮面歌影——關于當代西藏文學生存與發展的一些斷想》的評論文章，從宏觀上給出了西藏文學該往何處去的答案：“面對那個年代曾經凸現和熱漲的宗教氣氛，一部分人異常復雜地在思路上順承傳統民族文化，忽略實際生存層面、直接上升追索形而上學，在方式上卻多少以現代詩性的、個體化的虛構手法展開了趨向神秘化和所謂‘多元化’的探索。他們試圖以一種全新的姿態深入西藏的生存之境，但進入了之后卻發生了深刻的迷失，一定意義上沒有能再次清醒地走出來，沒有實現文學創作上的真正超越……”“今天靜呈面前的西藏文學的整體面貌之中，我們觸摸不到凹凸之間粗糙、厚實之感，看不到置于現代中國銳進的時代風塵里，雪域社會浹于骨髓、潤玉四體、磨合與發展嬗變的沉淀而現實的疼痛，感受不到那些令人飲泣和震撼的大氣磅礴力量，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裊裊婷婷、纖細柔弱的抒情和自白、淺淺淡淡、隱隱約約的磕碰和擦蹭，自欺欺人、沉迷不醒的懷舊和呻吟，輕飄扶搖、空靈精致的幻夢和臆想……”對于西藏文學應該寫什么，他又說，“首先要求我們拓寬自己的創作視野，西藏文學應該徹底走出狹隘的‘地方民族情結’，毫不遲疑地擔負起反映呈現所有‘在西藏’的人們‘生活夢想’的責任，擔負起時代背景下跨越歷史局限溶入現代世界之圖景的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也指出：“文藝只有植根現實生活，緊跟時代潮流，才能發展繁榮；只有順應人民意愿﹑反映人民關切，才能充滿活力。”而且，必須要有精深的思想和核心的價值觀。

從傳統文化中寫出新意來

上世紀80年代，我們蜂擁而至地接受西方文化和思潮，實踐西方文學創作的理論，把傳統文化丟棄在一邊。可是，經過30多年的摸索和探究，我們卻發現傳統文化的生命力是如此的旺盛，是我們立足于這世界的根基。這給很多作者帶來了一種文化自信，開始關注自身文化，關注民族歷史，寫大的時代背景下整個民族的命運變遷，先后出版了長篇小說如朗頓·班覺的《綠松石》、旺多的《齋蘇府秘聞》、扎西班典的《普通家庭的歲月》。他們將原汁原味的民族生活和情感化為文字，呈現了一個紛繁復雜的西藏社會畫卷。這些作品當時一經出現，在讀者群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這種以時代為背景，展現民族苦難，民族命運的作品，已經超越了之前藏族文學所要表達的意義范疇，與當下的文學所承擔的責任義務近了一步。

20世紀90年代，很多西藏漢語作家陸續離開了西藏，使得西藏文學逐漸走入低谷，一度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率先做出示范的便是央珍。她潛心創作的長篇小說《無性別的神》，給人們指出了西藏文學應該寫什么的問題。之后，格央的《讓愛慢慢永恒》，白瑪娜珍的《拉薩紅塵》《復活的度母》，尼瑪潘多的《紫青稞》，次仁羅布的《祭語風中》等，給西藏文學指出了關注民族文化、民族歷史、民族進步的方向，將這些化為文學素材，反映當下民族地區正在發生的社會、經濟的深刻變化。他們從藏族傳統文學中汲取養分，尋找新的文學敘事增長點，豐富和充實文學的表達方式。隨著國家對文學藝術創作的高度重視，當下豐饒﹑駁雜的現實生活，給西藏各民族作家提供了最好的文學創作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