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讀過那么多小說，可你知道究竟什么樣的作品才是有靈魂的作品嗎？

何南，本名許建國，曾用筆名蟈蟈，河南周口人。作家、詩人、央視大型紀錄片撰稿人。

20世紀90年代開始發表詩歌作品，曾在全國詩歌大賽中多次獲獎。近年來，詩歌、散文、評論等散見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中華讀書報》《解放日報》《詩刊》《人民周刊》等報刊，《一棵棗樹講述的故事》《文學故事中的人物》《文學故事里的人物怎樣“說話”》《春韻》等作品陸續刊于《兒童文學》，另有詩文被選入多種青少年讀本。出版有新詩集《甜蜜的災難》、古體詩集《鵲踏枝》，兒童長篇小說《別惹我，我是叛逆期女生》《學校保衛戰》，隨筆集《山海四季》《誰拿浮生亂了流年》等二十余部。

何南的小說《村莊保衛戰》近日推出，這是他繼去年出版《學校保衛戰》之后的第二部以鄉村、以學校為背景的兒童文學長篇。

責任感是作家和作品的靈魂。

——何南

Q：看您的簡介，覺得您的寫作題材和體裁似乎比較寬，詩歌、散文、小說、紀錄片什么的，都有涉獵。請問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可能是因為我是個興趣廣泛的人吧。再細分的話，我的詩歌還包括古體詩詞和新詩；小說既有成人小說，也有兒童題材的小說。不管我寫什么題材，選擇什么體裁，其實，我從事的工作還是只有一個，始終未變，那就是寫作，就是用文字來表達我的思想。至于說怎么做到的，應該與我個人的性格有關吧，我喜歡多方面嘗試。這讓我也有另一種收獲。譬如，愛寫詩，讓我的雙眼有了發現美、提煉詩意的能力，讓我的小說多了些詩情畫意，語言也多了詩的元素。我想起劉禹錫的詩句：“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對于寫作者而言，作品在精而不在多。曹雪芹一部《紅樓夢》足以奠定其地位，張若虛一首《春江花月夜》“蓋全唐”，恐怕很難有同業者能夠超越。所以，其實從事同一題材、同一體裁足夠了，像掘井一樣，謹慎地選擇對一個地方，往下深挖，一定會有收獲的。把這幾句話送給小朋友，要集中目標與精力，不要見異思遷、淺嘗輒止哦。

Q：我知道您以前出版過農村題材的長篇小說《金銀花》，還出過多部散文隨筆集。對于兒童文學創作者而言，您已經不算太年輕了，您是怎么想起寫兒童文學的？

A：說實話，為孩子們寫小說，這個念頭并不是一天兩天才萌生的，也不是一拍腦門的沖動。其實，我早在8年前就在《兒童文學》雜志上發表過童話《一棵棗樹講述的故事》，6000多字吧，十幾頁呢！后來又陸續在《兒童文學》雜志上發表兒童詩和散文，5年前出版的校園小說《別惹我，我是叛逆期女生》，就是為剛進入青春期的孩子寫的。

我為什么會為兒童寫作呢？第一，我曾經是一個兒童，我兒時的很多東西還銘刻在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第二，我的女兒也曾經是一個兒童，我在她一天天長大、我一天天變老的過程中，同樣積累了很多想法，這是第一手資料哦；第三，我當過教師，雖然我的教育對象是相對大一些的孩子，但他們很多很多的想法和做法在我的眼里都那樣孩子氣，他們讓我年輕，讓我忘了年齡，渾然不知老之將至；第四，我想從我的視角，用我的方式，為孩子們寫出一些他們喜愛讀的東西來。

Q：的確，兒童的情操需要好的文學作品來陶冶，這些作品不僅是他們成長中的營養，更是他們成長中的骨骼與方向。為兒童寫作，可以選擇的方向很多，讓人好奇的是，您為什么選擇了鄉村呢？是鄉村這條路好走嗎？城市、太空、魔界……范圍很廣哦。

對于我而言，鄉村這條路是好走的，也是我愿意走的，最起碼目前是這樣。我長在農村，農村的一切都深入我的靈魂，純樸的人、美麗的景、清新的風、干凈的水、親切的家鄉話……是我成長的營養，也是我成長的支撐。雖然我現在已離開鄉村很久，但這些營養仍然在滋養著我，仍然是支撐我的力量。我寫過一篇創作談——《我是風箏，線始終牽在土地的手里》，借此表達了我這樣的思想：農村不僅是國家的后方，更是前沿；鄉土文明不僅是中華文明的臍帶，也是命脈。而今，由于城市的發展，農村的空間被壓縮，很多農民到城市打工，原本這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不可否認的是，農民工為城市的發展和國家的富強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同時不可回避的是，農村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影響，引發的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等問題觸目驚心。政府、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了這種現狀，并在力求盡快改變它。我作為一個在農村長大的人，怎能袖手旁觀呢？

Q：我理解您的初衷了，這恐怕就是您將您的系列農村校園小說定為“保衛戰”系列的原因。在您的心里，這種“保衛”如何界定呢？又是怎樣的契機使您萌生創作這個“保衛戰”系列小說的想法呢？

談到“保衛”，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對于廣大農村里的可愛孩子而言，大到學堂與祠堂，小到書包與面包，需要保衛的太多太多。看到了這一點，對于一個關注“三農”的寫作者而言，其筆端需要蓄積的熱力和耐力也應該越來越多。前年臘月的一天，我給住在農村老家的母親打電話，提醒她，快過年了，人急，夜里大門、房門要關好，要提防小偷。母親一句寬慰的話讓我心情瞬間復雜起來：“能翻墻偷東西的都出去打工了，放心吧！”沒想到，一通短短的電話，竟成為一個系列小說創作的契機。放下電話，心里難以平靜：能打能踢的青壯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只剩下老弱病殘。農村的生機何在？彼時，我的眼前不僅浮現出周身塵土、滿面滄桑、盈心疲憊的無數身影，也萌生了寫一個農村校園題材系列小說的念頭。

Q：我注意到您之前用過的蟈蟈這個筆名，蟈蟈是農村田野里常見的一種蟲子，不少孩子都會喜愛，又暗合您名字中的一字。看來這個筆名能夠體現您寫作的理念了，就是立足家鄉、鄉土，按現在的話說，是要接地氣。您認為自己的作品接地氣嗎？

A：著名詩人、翻譯家、評論家屠岸先生曾為我的詩集《鵲踏枝》寫過一篇評論，后來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文章把我的古體詩中寫農村題材的詩與《詩經》中的相關作品比如《七月》等放在一起比較，強調我的詩關注農村、接地氣、富有現實感等，讓我非常惶恐。但惶恐之后細想，我何不就按屠岸先生所說的，讓自己的作品接地氣，再接地氣一些？我去年9月份出版的《學校保衛戰》，也是咱們社“金牌作家”書系中的一本。這本書講述了一所鄉村學校在即將被撤并的前提下，由于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最后得以保住的故事，故事很正能量，很接地氣，也切合國家提倡的回歸傳統，“看得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理念。書中的那所學校與現實中家鄉那所我生活過的學校，僅一字之差，但故事是虛構的，人物也是如此。這所學校是見證我成長的地方，是收藏我青春歲月的地方，那里留有太多太多的青春記憶。學校高高的臺階、圍墻四周的田野，給我的記憶永遠是綠色的，我永遠不可能忘記它。

Q：從您先后用的兩個筆名中，不難看出您對家鄉故土的熱愛。愛家鄉，這種感情從您的作品里時時處處可見。我知道您剛出版的這本《村莊保衛戰》仍是以家鄉、以家鄉的學校為背景進行創作的。能談談您對家鄉的感情嗎？

我有一句詩：思鄉，是一種病，已深入膏肓。恰是我此時心情的寫照。對于中原家鄉，我曾遺憾她沒有崇山峻嶺，沒有茂密的森林，沒有廣闊的水面，也不是革命老區，甚至以為她沒有給我賦予靈氣。但隨著我十多年前離開家鄉，到了北京，我才對家鄉有了新的認識、新的感情。有人說美是需要距離的，恐怕離開家鄉才會鄉情更加熾烈。于是我開始回頭重新審視家鄉，我發現了她深厚的歷史積淀、豐富的文化元素、眾多的文化名人。我開始明白，家鄉是一個人的臍帶，是牽著一個人的風箏線，沒有了這條線的牽引，人這個風箏便很快會失去方向，落入污濁的溝渠。我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散文《故鄉不故卻如故》，正是我這種濃烈感情的外現。回到家鄉，我看到了家鄉的“新”，新變化、新氣象令人應接不暇，新當然是“不故”，但對我們依然那樣親切，毫不責備我年輕時對她的誤會，所以便是“如故”。這本《村莊保衛戰》實際上是表達對家鄉、對廣大農村的一個愿景：看著農村青壯年勞力都成為進城打工大軍的一員，一群拒絕成為留守兒童的孩子很著急，他們和少數大人一起，試圖改變現狀，讓農村人不進城打工也能過上好日子。

Q：您認為，小說的靈魂是什么？換句話說，什么樣的小說是好小說？

責任感。有責任感的作家是好作家，有責任感的小說是好小說。再擴而大之，有責任感的人是好人，有責任感的作品是好作品。記得我上小學時，老師給我們舉過這樣的例子：一個飛行員，如果沒有責任感，他的技術越好，對國家的危害越大。因為，他的技術越好，能夠駕駛的飛機等級越高，如果飛機被毀壞，成本也越高；如果他開著這駕飛機到外國去了，國家受的損失就會越大。多少年過去了，我仍然記得老師這樣的意思。具體到寫作與作品上，沒有責任感的寫作行為和作品，語言越美、人物形象越感人、情節越曲折離奇，對人傳播的負能量越大，尤其是對“免疫力”弱、“三觀”尚未形成的孩子，更應該思考：對他灌輸的是什么樣的能量？正的還是負的？對他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好的還是壞的？回憶我的農村題材的作品，不論寫給成人的，還是寫給孩子們的，我都告訴自己，務必將責任感放在第一位。我寫《金銀花》，是通過沂蒙山區人民在改革開放之后改變山區面貌的故事，告訴人們：心中有光，生活就會透進陽光；生不畏難，便會漸漸掙脫困難。寫《一棵棗樹講述的故事》，是通過一棵棗樹的口，告訴讀者，植物是我們的朋友，不要忘記它們對我們的幫助，不能過河拆橋，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寫《別惹我，我是叛逆期女生》，是告訴家長和孩子，青春期是孩子長大的標志，它并不可怕，我們應該迎接它的到來，恰當處理青春期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這樣，它就不僅不再是洪水猛獸，而且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寫《學校保衛戰》和《村莊保衛戰》，也是在以故事的形式引發大人和孩子的思考：在當下，一所鄉村學校對于一個農村孩子來說，究竟有著什么樣的重要意義？一個保持生機勃勃景象的村莊，對一個國家的發展、對一個人的成長，究竟蘊涵著什么樣的力量？談到寫作與作品的責任感，我還想說的是，《紅樓夢》之所以達到那么高的高度，不僅因為其情節、人物、愛情和反封建的主題，還因為它的責任感、指導意義。如，書中的菜譜，拿來即可做出色香味形營養俱佳的菜肴；書中的服飾搭配，模仿之后便具備專業的標準；書中的建筑架構、室內布局，克隆過來便具有極高的水平……我不敢與《紅樓夢》相比，我只能以它為高標，并做出自己的努力。在《學校保衛戰》和《村莊保衛戰》里，我不僅僅是給讀者講了一個故事而已，而是借這個故事的殼，通過自己的方式，對“三農”問題、對環境保護、對傳統回歸，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