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 言

2015年，《收獲》雜志開設專欄“明亮的星”，這個出自約翰·濟慈詩句的欄名指向詩人——希望由詩人來講述如明亮的星一般高懸于詩歌夜空的那么一些當代詩人。我應約而寫的第一位詩人是我的好友，病逝于2010年的張棗。在之后的一年多時間里，我又為這個專欄寫了昌耀、郭路生（食指）與駱一禾。早在1998年，我就曾為上海《青年報》寫過一篇關于昌耀的短文，并計劃在這份報紙上陸續發表對那些我所認定的當代詩人的簡要評介。然而接下來關于郭路生（食指）的一篇，卻未能發表，也使得這個計劃僅僅到計劃為止。過了七八年，這個計劃才在廣州《南方都市報》以個人專欄的方式推進了一陣子，后來卻又進行不下去了……去年開始為“明亮的星”寫稿，重新喚醒了我當初的那個計劃，《收獲》雜志給出的篇幅，則更讓那個計劃升級——以此為契機，我索性就去把對中國當代詩人的講述寫成一個系列，寫成一部有結構布局的書。

它大概會由三十幾個篇章組成（每個篇章兩萬字左右），伴隨“明亮的星”專欄而走向完成。但它區別于那個并非由我一個人撰稿的專欄——它（我設想的書）素描我眼界里的中國當代詩人，勾勒我眼界里的當代漢詩輪廓。這會是一個歷時好多年的進程，我不知道這么個進程何時才告結束。所以，聽從東方出版中心鄭納新博士的建議，就先將已經寫好的篇章單獨編集成冊——以后每完成五到六篇，即成一冊——待終于寫完全部（但愿這一天不會太遠），再依照設想中的結構布局，去組合編輯修訂完善它們。

還需要說明的是，我不是批評家和文學史家，也無意去成為這兩種人物。我講述我所選擇的一些中國當代詩人，是想提供給對當代詩不甚了解的人們一個入門指引——在我看來，當代的詩歌教育（尤其在學校系統）完全闕如，必須（只能）由詩人自己來做這方面的工作——完成后的那本書，也可以是一個體量相對比較大的當代漢詩選本的構架，其中的每一篇，當然就是對入選詩人及其詩作的導讀。不過，我的講述一定基于我對我亦身在其中的中國當代詩歌寫作場域的體會和見解，我對中國現當代詩歌乃至中國和世界詩歌（推而廣之，可以說甚至包括全部人類文明和宇宙演化）的認知和見解。那么，因為剛剛指出的這兩點，我的講述也難免不會是一種批評，一部一個人的詩歌史。

于是又得進一步說明——這樣一種意識會貫穿我的講述:現代漢詩（當代之前，它更多被稱為“白話詩”和“新詩”）早已形成自己的傳統，就像我正處于這個傳統、正在為這個傳統工作一樣，我所講述的那些詩人，也都自覺地貢獻于這個值得信仰的傳統。這種意識，顯然由于古代漢詩傳統和西方詩歌傳統對現代漢語詩歌構成的所謂“兩大陰影”，而更其鮮明和被強化；并因而更真切地發明和發現，在現代漢語詩歌這個歷史短暫、遠未完成的傳統里進行創造性勞動的諸多可能性，以及要起而反對的東西。這種意識除了指向現代漢語詩歌的“現代性”追求，我想，更指向現代漢語詩歌的歸根復命——能夠在一個更大的范圍里，跟歷來的全部（無論古典和西方）文學構筑起共時并存的整體，成為共時并存的這個整體里的傳統。而這正是我愿意去講述跟我同時代的一些中國當代詩人的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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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東東（1961— ），中國第三代詩人的代表之一。祖籍江蘇吳江，出生并長期生活于上海。1980年代初在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讀書期間開始寫詩，現居深圳和上海，專事寫作。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詩歌的一位代表性詩人，也是當代詩歌生活的重要參與者。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詩集《夏之書?解禁書》（2010，重慶）、《導游圖》（2013，臺北）；詩文集《短篇?流水》（2000，北京）；隨筆集《黑鏡子》（2014，北京）、《只言片語來自寫作》（2015，北京）等。

【選讀完，全文刊載于2018年第1期《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