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們這些以寫批評作為職業理想的人來說，向我們提供了至少三個方面的啟示意義：

第一， “剜爛蘋果?銳批評文叢”這套批評叢書建立在“破”的基礎之上，即總書記對文藝評論工作所提出的要求——號召批評家要做“剜爛蘋果”的工作，“把爛的剜掉，把好的留下來吃”。叢書的作者毫無疑問都是敢于亮劍的文學批評家。但是，“破”是建立在“立”的基礎之上的。這么說的意識是，這些批評者對于一些文學現象、一些文學作品有批評性意見，但同時，他們更有建設性的意見。他們明確地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文學的理想所在。破除一些東西，不僅僅是為了拆除，更是為了建設。比如，李建軍在《超越消極寫作》中，批評了“消極寫作”這樣一種“我們這個時代頗為流行的一種寫作模式”，認為“消極寫作”缺乏現實感和真實性，是把寫作變成一種消極的習慣的寫作，是缺乏積極的精神建構力量的異化性寫作，是在藝術上粗制濫造的偽寫作。是為“破”。與此同時，他有大量的文章，積極呼吁和建構“積極寫作”。“它把文學當作與人類的進步密切相關的偉大的視野，當作從積極的方面影響別人生活的手段；它幫助人把自己從獸性的桎梏和野蠻的深淵中解放出來，教會人懂得優雅、得體、高貴和尊嚴的意義，而不是蠱惑、縱容人沉溺于極度自私的道德放縱和精神墮落。它也寫丑惡，但以美好做底子；也寫黑暗，但以光明作背景。它有穩定而可靠的道德基礎，強烈地愛一切值得愛的人和事物，因此，無論罹受多么嚴重的摧折和不幸，它從不徒逞一時之快地逃避崇高，否定道德，詛咒生活，從而貶低人類的尊嚴。它任何時候都信持寫作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則和文化使命，那就是懷著溫柔的善念，向人類和世界表達祝福的情感。”這一段帶著崇高感和抒情性的話語分明是批評家對自己的況許。當我們看到一個批評者的著作里遍地荒涼的時候，我們應該同時看到，在他的精神圖景里，莊嚴的大廈已然建立。

第二，這套書叢的作者們有著寬廣的問題域，他們的文章，以及文章里所討論的問題，都是位于這一問題域里，互相聯系，構成一個整體。他們并不是游擊隊員，東打一槍西放一炮，而是在自己的問題視野里謹慎地選擇言說對象。他們十分清楚，你言說誰，其實都是言說自己；你彰顯什么，你批評什么，這一切的一切都構成了你自己。比如，對于何英來說，她關注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的精神現實，關注女作家的創作，關注散文創作。這構成了她的現實問題域。她討論許多作品，都是從自己的問題域出發。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我將批評者所討論的作家虛化，他所關注的問題便凸顯出來了；當我們將問題坐標化，然后連成線，一個批評者的精神肖像由此呼之欲出。

第三，在這套叢書的文章背后，我看到了一個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一個說著大家都說的“黑話”，沒有自己獨特聲口的批評者其實是很難建立作為一個“人”的形象的。在這套叢書里，這些作者都有自己的腔調，都是在用自己的嗓子說話。他們真實地打開自己，讓我們看到了他們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在這些喜歡與不喜歡背后，是對文學最根本的熱情。這熱情讓我感同身受，也讓我產生了對他們的親近之心。這就是批評者作為“人”的魅力所在。

通讀“剜爛蘋果?銳批評文叢”，也促使我去思考自己在從事文學批評時常常面對的問題。首先，是文學批評與文學作品的關系問題。這是一個老生常談卻越說越糊涂的話題。批評者是作者的“判官”么，還是“粉絲”。當然，大多數人將之形容為同等位置的競跑者。“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對于我個人來說，做批評，可能“為己”的成分要遠遠大于“為人”的成分。我無意于探究我對于作家作品的理解是否符合作家的“原意”，倘若有所謂的“原意”存在的話。我寫作，只是為了把我自己沒有想明白的問題整理清楚。通過文字整理自己。批評這一文體并不是我自卑的來源，事實上，批評本身也是寫作，和小說、散文、詩歌等等諸種文體一樣，只是寫作的不同門類而已。我們希冀通過寫作給這個時代留下一點點自己的思考，那就很好了。因此，“為己”的寫作，對于我而言，可能更有意義。此外，在寫作之時，我們要意識到自己的限度。這么說，是因為，寫作過程中常常會被自己的幻覺所支配，認為自己的所思所想就是真理所在。但事實上，每個人都是有限度的。意識到自己的邊界所在，意味著在寫作之時就會不斷反省。有反省，才會有不斷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