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談 

我一度有個潛意識，就是認為我們這代作家，尤其是生長于城市的作家，不太可能寫出所謂“史詩”意義的作品，愣繃著塊兒往上沖，頂多也就是個人的成長史約等于青春期發育史。這首先取決于類似閱歷的人本身就不具備什么厚重感，其次還有文學內部的一些因素，比如感到宏大敘事已經“過時”了，家族史個人史民間史都是前輩老腕兒玩兒剩下的——以至于當有年齡相仿的同道希望作此努力的時候，總有一種掩面壞笑等著看人家現眼的沖動。

這個習慣特別不好，到頭來勢必自己抽自己的臉。近一兩年來，當我琢磨著寫點兒什么東西的時候，會發現構思的線路越來越長了，不光得琢磨人物的前史，還得琢磨人物的后傳，而前史后傳串聯起來，仿佛才是一段讓自己感到完整的故事。《借命而生》尤其如此，甚而還有人物命運脫離作者的控制，自行向下敷衍的傾向：一旦講到某個節點，覺得故事可以就此完結的時候，每每又會多想一步，覺得這人可能會變成另一個人，覺得這事兒后面可能還會有事兒。于是一起八十年代的刑事案件，最終跨越貫穿了中國在此之后的若干時代，而寫完了才一激靈：喲，這不是以前一向回避的那種寫法？這才發現過往的“不屑”純粹是在掩飾“不能”的焦慮，而緩解焦慮的唯一辦法就是對自己那幼稚的不屑表示不屑。當然話說回來，寫完這篇小說之后，我仍然不覺得自己真的能寫那種“史詩”作品了，只不過是我所最善于書寫的那個時代，也即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時代已經足夠漫長和豐富，它天然呈現了一段起伏跌宕的歷史。任何一代人的歷史感說到底都是歲月賦予的，作為改革開放的同齡人，我們這代作家在變得油膩之際，能夠通過一個合適的故事，對自己經歷過的時代變遷做一些遙望和梳理，想來也是寫作的人應盡的義務。我能寫的基本上還是一些身邊眼前的普通人，然而這些普通人卻把自己的日子過成了史詩。

再說“寫法”的問題，如果說比之近年有點兒變化，也許在于我沒再以文化混混兒的角度切入，敘述上也不再借助于一個插科打諢的“我”來反觀他人。無非只是試圖從“自己的故事”、“和自己有關的故事”轉為寫“別人的故事”，這對于成熟的作家而言都是基本功，放我這兒居然還是不小的挑戰。可見我這種作家有多么晚熟。好在還是那個道理，是中國人生活里發生的真切而巨大的變化，讓我這個比較晚才“開眼看社會”的人也有了些感觸，靠著這些感觸，終于成篇。也希望我的感觸能幫助讀者朋友們同樣生發出一些感觸。

石一楓，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著有長篇小說《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心靈外史》等，小說集《世間已無陳金芳》《特別能戰斗》等。曾獲十月文學獎，百花文學獎，《小說選刊》中篇小說獎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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