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我時不時地就會想想怎樣才能激發文學批評活力的問題，收到這套“剜爛蘋果銳批評文叢”之后，就想得更多、更集中了些。為什么會這樣呢？剛才各位領導、老師都提到過，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文學批評確實出了一些問題，其突出表現就是活力不彰。文學批評沒有活力，或者活力不旺，意義自然就打了折扣，存在感也不會強。因此，激發文學批評活力、釋放文學批評意義，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我個人認為，要想激發批評的活力，需要處理好以下幾種關系。

一是批評與創作的關系問題，或批評家與作家的關系問題。剛剛有幾位老師提到批評與創作的良性互動。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現在作家與批評家之間，主要有這么兩種關系：一種是關系比較好，往來比較頻密。這種關系是否就是良性的？恐怕很難這么說。我有時覺得，中國是最不適合搞批評的國度。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中國是個人情社會，什么事情都會跟人情掛上鉤，而什么事情一旦跟人情掛上鉤，就不好批評了，因為一批評破壞的就是“關系”，而“關系”一旦破壞了，就會產生無窮無盡的麻煩。這樣問題就來了，如果批評家跟作家關系很密切的話，你發現他的作品有問題，或者問題很多，你應該怎么辦？是違心說好話呢還是秉筆直言呢？這恐怕是一個兩難選擇。一般人肯定會說，這有什么可為難的，秉筆直言呀。可一旦秉筆直言了，兩者間的良好“關系”就會一去不復返，甚至轉化成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第二種關系——敵對關系，不僅視若路人，有時候甚至視同仇寇。我自己就遇到過這樣的問題。幾年前，有一位關系不錯的作家朋友把他的小說發給我，在郵件中“真誠”地讓我提意見，我因為事情多，沒有及時回復，他就屢屢打電話讓我提意見，并且叮囑一定要提意見，不要多說好話。我推卻不過，就給他回了一封郵件，在充分肯定作品價值的基礎之上，也提了一些意見和建議。誰知道，我的郵件過去后沒幾天，就收到他的長篇郵件，對我的意見進行反駁，而且從此之后斷了聯系。當時我是有些難過，也有些不解。我也由此思考：做一位好批評家，或者說，做一位真誠的批評家，應該怎樣與作家相處？我個人以為，還是通過作品“相處”好，日常生活中，盡量處得自然、淡然些。當然，這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這里邊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即既然容許批評家“批評”作家，那么就要容許作家“反批評”。就我上面舉的例子而言，我后來想，自己做的也不好，至少自己的心態不對，應該允許對方“反批評”。說來說去，我想說的是，要想激發批評的活力，首先需要理順作家與批評家、創作與批評間的關系，尤其需要雙方的“雅量”——作家要有“雅量”接受批評家的批評，批評家更要有“雅量”接納反批評。只有這樣，批評的空間才能越來越寬廣、豐富，創作的空間也一樣。

第二個是批評的數量與質量的關系問題。作為批評家，我們常常批評作家的創作數量多而質量低，但我們自己卻很少想想，我們的批評是不是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我為什么突然有了這樣的“覺悟”，是因為我最近在重讀80年代的一些評論文章，我覺得那時候真的有不少好批評文章，我覺得那些文章充滿了活力，充滿了可能性，就是現在拿出來看，也是非常好的批評文本，甚至對當下的創作仍有啟示意義。我們當下的批評文章，有多少能有這樣的質量呢？我個人是打問號的。之所以如此，我覺得是因為那時候的評論家是帶著熱情寫文章，拿出了全部的精神和情感去研讀作家作品、評論作家作品，或者說，這些評論文章中印刻著他們的生命印記，因而能長久地打動人。今天，這樣的批評文章越來越少了，雖然評論文章的數量很大。我也由此提醒自己，如果沒有熱情，就盡量不寫；如果有熱情，就一定好好寫。

第三個是評論作家作品與研究文學現象之間的關系問題。我個人覺得，現在的文學批評整體性越來越差，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評價單個作家作品的文章多，對作家進行比較研究的文章相對少，對重要的文學現象進行研究的文章更少。這會導致批評的不均衡。單個作家作品研究當然必要，但整體研究也很必要。在某種意義上，整體研究是為作家作品研究清理戰場，是為文學發展建立坐標，因而整體研究不足，勢必會影響文學創作。比如，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學命題，但這個文學命題提出來后，只有有限的幾個人在研究，導致研究深度、廣度都不夠。比如說，既然經典化的問題已經提出來了，那我們在哪些方面、哪些領域、哪些層次上達到了經典的高度，而在哪些方面、哪些領域、哪些層次上又沒有達到呢？不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回答，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命題就無法真正落實。打一個簡單的比方，就我個人的閱讀經驗而言，我覺得我們當下的中短篇小說完全達到了經典化的程度，我們當下的一些優秀中短篇小說，即使在世界范圍內看，也是出類拔萃的，說是經典，毫不含糊，可我們的長篇小說創作卻相對不景氣，量大質低，很難說達到了經典的高度。

第四個是研究文學和研究社會的關系。我覺得，作為一個文學批評者，除了要研究文學，還要研究社會和歷史。我們要求批評家要比作家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當下批評家之所以不招人待見，一個原因就是批評家不僅沒有比作家站得高、看得遠一些，甚至還不如作家站得高、看得遠，因而淪為作家、作品的“傳聲筒”。那么，問題是怎樣才能站得高、看得遠呢？我個人認為，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除了要潛心研究文學之外，還要研究社會，研究歷史。我最近把中國作家協會編選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作家出版社，2010年）細讀了一遍，發現這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作家作品的評論往往要言不煩、一針見血。為什么會這樣呢？就是因為他們對社會、歷史研究得非常透徹，以這樣的透徹來看文學，自然高人一籌。

第五個是文學批評對于主流、非主流作家的傾向問題。一般而言，人們往往傾向于研究名家名作。這當然沒什么問題，因為沒有無緣無故的成功，這些名家之所以成功，其中肯定蘊含著更多的文學奧秘。把這些奧秘發掘出來，對中國文學當然大有裨益。但我個人更傾向于研究那些不那么有名的作家，因為我覺得他們更需要評論家的關注，或者說，我覺得這么多年來，我們的文學界搶收搶割的多，培養培育的少，長此以往，可能會導致文學土壤沙化，不利于文學長遠發展。當然，對這些人不單單是批評或表揚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把他們創作中有價值的東西，尤其是那些沒有被人注意的東西給提煉出來。我覺得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當然，這并不是說我不關注名家名作，恰恰相反，我也很關注那些名家，他們的作品我大多都讀。今后我可能也會寫點這方面的稿子，但我想我會更多地從“批評”的角度切入。

類似的關系還有幾種，限于篇幅，就此打住。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