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經(jīng)對勸他寫自傳或協(xié)助許廣平為之作傳的青年朋友說：“我是不寫自傳也不熱心于別人給我作傳的，因為一生太平凡，倘使這樣的也可作傳，那么，中國一下子可以有四萬萬部傳記，真將塞破圖書館。”（1936年5月8日致李霽野）

這里所謂的“自傳”是指篇幅較長比較正規(guī)的傳記，如胡適、沈從文等人寫過的那樣。

不過魯迅也寫過三份自傳，其中有兩份是準(zhǔn)備印在翻譯的書里向外作介紹的，都非常之短。

一份是1925年應(yīng)《阿Q正傳》俄文譯者王希禮（波·阿·瓦西里耶夫）之請而作的，后譯為俄文，載入俄文譯本魯迅短篇小說選集《阿Q正傳》（列寧格勒激浪出版社1929年版）一書之中。其中文文本則收入《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后編入《集外集》。

這篇《自敘傳略》共分四段，前三段分別寫18歲以前、18歲至29歲、此后到現(xiàn)在（45歲）的主要經(jīng)歷；第四段介紹自己的作品，他寫道——

我在留學(xué)時候，只在雜志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diǎn)短論。現(xiàn)在匯印成書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其余還散在幾種雜志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

四段文字都是非常平實的情況介紹，沒有任何現(xiàn)在比較常見的后臺喝彩的意思。

第二份是1930年5月16日寫定的《魯迅自傳》，寫作的因緣不詳，后根據(jù)手稿編入《集外集拾遺補(bǔ)編》。這份自傳的格局同1925年的《自敘傳略》完全相同，只有第四段頗有增補(bǔ)：

我在留學(xué)時候，只在雜志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為一個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diǎn)短論。現(xiàn)在匯印成書的有兩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一本論文，一本回憶記，一本詩文詩，四本短評。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和一本編定的《唐宋傳奇集》。

行文清晰平實如故。時間才過去五年，魯迅的成果就這樣更加豐富多彩了。凡高人一向是與時俱進(jìn)的。

第三份徑題《自傳》，是1923年為美國友人伊羅生編譯的中國現(xiàn)代短篇小說選《草鞋腳》提供的傳記材料。《草鞋腳》動議甚早，而出版乃在數(shù)十年后，于是此文遂作為附錄放在1925年的《自敘傳略》之后，編入《集外集》，又單獨(dú)編入《集外集拾遺補(bǔ)編》。此傳分為五段，其倒數(shù)第二段是新寫的，主要介紹自己在1927年以后受到的迫害：

又約半年，國民黨北伐分明很順利，廈門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廣州來了，不久就清黨，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么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回到上海，想以譯作謀生。但因為加入自由大同盟，聽說國民黨在通緝我了，我便躲起來。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聯(lián)盟，民權(quán)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譯作，幾乎全被國民黨所禁止。

行文仍然平靜，而實際上充滿了控訴。“廈門的有些教授”指顧頡剛，魯迅同他矛盾頗深，這里順便刺了他一槍。關(guān)于“通緝”的問題，至今詳情不明，魯迅這里也只說是“聽說”。國民黨查禁魯迅的譯作則是明顯的事實，而實際上是禁而難止的，歷來如此。

在三份自傳中，這第三份最長，但也只有千把字。

三份自傳大同小異，如果三選一作為標(biāo)準(zhǔn)樣本，似以取1930年5月16日寫定的《魯迅自傳》為宜。

如果自己愿意，自傳也可以寫得很長，成為厚厚的一本；魯迅因為怕“塞破圖書館”，只應(yīng)外國友人之請寫了這么幾份極簡的履歷介紹。如果真是一生平凡的人，寫自傳似乎也以簡明為好，大體說清楚就可以了，實無取乎冗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