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曲踏墓地出土的黃金面具

首都博物館在這個春天推出了“天路文華——西藏歷史文化展”。在眾多精美展品中，一面刻畫有獨特神秘紋飾的黃金面具擺在展覽第一部分“文明溯源”顯眼的位置。

這是西藏阿里地區發現的第一面黃金面具。時間回溯到2009年7月。筑路工人在西藏札達縣西郊修建巴木公路時，推土機翻開一座埋葬很深的洞式墓，潮濕陰冷的墓穴和琳瑯滿目的隨葬品豁然重現。根據發掘者札達縣文物局局長羅丹的描述，這座墓室內放置有方形的箱式木棺，墓主人蜷縮在棺內。由于木棺經年累月發生了傾斜和錯位，面具從死者面部滑落到胸前，在青藏高原夏日午后的炎炎烈日下，透過細細的沙塵反射出刺眼而誘人的光芒。

這件面具14厘米見方，薄如紙片，大小與真人面部相仿，由冠部和面部兩部分連綴而成。冠部呈長方形，鏨刻出三座并列的塔形祭壇，頂部有圓形穹頂，與早期佛教時期的窣堵坡非常相似。每個祭壇兩側各刻一只立鶴，祭壇前方各刻一只羊。面部有一部分重疊在冠部之下，重疊部分有兩排小孔，用絲線將兩部分連綴在一起。面部刻出精細的五官，圓目修鼻，甚至表現出人中和法令紋，五官和刻痕都用紅色顏料勾勒，顯得頗有生氣。面具周緣有一周小圓孔，兩個一組，背后襯有多層絲織物，殘留有打結的系帶。絲織物后面又用薄木片加固，通過系帶與絲織物縫制在一起。

面具背后襯托的絲織品，經實驗室分析屬于平紋經錦，是典型的來自中原漢地的織物。根據對出土動物骨頭的碳14數據，該墓葬年代在公元2世紀前后，正值中原通西域的絲綢之路興盛之時，大量來自于內地的絲綢通過河西走廊和南疆輸入中亞和西亞，西藏西部這一時期的高等級墓葬中也首次出現了這類遠道而來的奢侈品。

此后，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西藏文物保護研究所的考古學者又在西藏的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發現了兩件小型黃金面具，加上西藏西部毗鄰的尼泊爾穆斯塘薩木宗墓地的兩件和印度北方邦馬拉里墓地的一件，迄今已經在西喜馬拉雅地區共發現有六件之多，可見黃金葬面在這一區域是非常流行的。

與黃金面具同時發現的還有絲綢，包括故如甲木墓地的“王侯”文織錦，此次展覽也有展出。這塊帶有“王侯”銘文和復雜的鳥獸圖案的絲綢，是青藏高原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絲綢。考古學者一致認為，“王侯”銘文禽獸紋錦為墓葬提供了相對準確的斷代。其中，漢字“王侯”及其鏡像反字在3世紀至4世紀和公元455年的尉犁營盤墓地以及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也出現過，由此可知該墓葬的絲綢年代應為3世紀至5世紀。通過對墓主人骨骼進行加速器質譜計碳14測年，也將其斷代為3世紀或4世紀初，與絲綢圖案顯示的年代吻合。

美國考古學家在尼泊爾的穆斯塘薩木宗墓地也發現了絲綢殘片，研究表明同樣來自中國，這在尼泊爾考古中是首次發現，可見早在漢晉時期，絲綢之路已經延伸到西喜馬拉雅山地帶。

除了黃金面具之外，墓葬中還發現不少黃金或金銀合金制品，在人們印象中，這一區域一直是環境惡劣、資源匱缺、人煙稀少的高寒地帶，緣何出現如此多的黃金制品呢？

在公元7世紀之前，西藏西部這一遼闊的高原地帶可能與一個古老的王國“象雄”（漢文稱之為“羊同”）密切相關。象雄國雖然物資貧乏，卻擁有豐富的黃金礦藏。唐代《釋迦方志》記載，在吐蕃以西、于闐以南、印度以北的大雪山中，有一個蘇伐刺孥瞿旦羅國（言金氏也），又稱為東女國、大羊同國，那里“出上黃金”。又有文獻記載，羊同國的酋豪死后腦部要裝滿珠玉，面部“易以黃金鼻銀齒”，然后葬入巖穴，無人知道具體的葬處，因而貼身寶藏得以保存數千年。這類黃金鼻銀齒，應該指的就是黃金面具。

關于這一區域出產黃金，西方的早期文獻中也有神話般的記載。希羅多德的《歷史》也講述了有名的“螞蟻金”的故事：波斯帝國的第二十個太守領地印度，每年要交納比其他地方多得多的稅貢，印度人巨量的黃金主要是從北部地區弄來的，那一地區有一種螞蟻，比狗小比狐貍大，在地下挖洞穴，掏出沙子，沙子里滿含黃金，所以這種黃金又叫螞蟻金。

《世界境域志》是一部公元982年佚名中亞作者用波斯文寫成的地理學著作。書中記載：“Rang—Rong（讓絨）是吐蕃的一個省，與印度和中國相毗連……據說其山上有金礦，山中發現金塊，狀如幾個羊頭拼在一起。不管是誰，如果收集到這種金子并將其帶回家，死神就要降臨，除非他把這金子送回（原）處。”Rang—Rong根據讀音、地理位置和人文風物，應該指的就是象雄或羊同。這是西方文獻中首次出現的有關西藏西部的準確描述。

有關黃金來源的神秘傳說，可能是黃金資源的控制者為了壟斷利益而故意編造出來的，但更有可能是古象雄人賦予了黃金獨特的宗教屬性。在古象雄人看來，精心制成的黃金面具，刻畫出神秘的圖案，覆蓋于酋豪貴族的面部，除了“美化逝者”，還能驅疫辟邪、鎮妖伏魔，使逝者在另一個世界達到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