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尼雅古墓出土的龍虎紋銅鏡。

1959年，民豐縣尼雅古墓出土的東漢“君宜高官”銘文銅鏡。

1984年，洛浦縣山普拉古墓出土的東漢“宜家常貴”銘文銅鏡。

漢代時期，隨著西域與中原交往的逐漸頻繁，中原漢式銅鏡傳入西域，受到西域各族居民的喜愛。新疆絲路沿線遺址古墓里發現了很多漢式銅鏡和有地方特色的銅鏡。如新疆民豐縣尼雅、洛浦縣山普拉、尉犁縣營盤等地都發現了銅鏡，充滿了濃郁的中原風格。在這些銅鏡里，最著名的是龍虎紋銅鏡、“君宜高官”銅鏡、“長宜子孫”銅鏡和立鹿柄銅鏡等。

龍虎紋銅鏡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民豐縣尼雅漢晉時期的墓葬里，發現了一枚龍虎紋銅鏡。該銅鏡出土時置于一錦袋中，鏡身為銀灰色，直徑9.2厘米；鏡背紋飾為一龍一虎圍繞著鈕座嬉戲一圓球，圖案生動形象。在內地尚未發現與此紋飾相同的銅鏡。鏡體保存完好，紋飾清晰，鏡面光滑，是一件鑄造精巧的銅鏡。

龍、虎是古代中原居民十分喜歡的動物。特別是龍，是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最富浪漫主義色彩的獸形集合體，集中了百獸之美，最終成為華夏民族的象征。虎歷來被視為勇敢威武的象征，因而古人將龍和虎的形象鑄于銅鏡之上，更具有威嚴驅邪的象征意義。這件文物的出土表明，龍這種圖案至少在漢代已經由絲綢之路傳入西域。

“君宜高官”銅鏡

1959年，民豐縣尼雅東漢夫妻合葬墓出土一枚“君宜高官”銅鏡。鏡為圓形，直徑12.5厘米，半圓形鈕，蝙蝠形芾蒂鈕座；銅鏡圖案簡單，鈕孔穿一條絲帶。出土時銅鏡放置在一個繡花綢袋內，綢袋置于高14.5厘米、口徑15厘米的藤奩里，藤奩放在女尸左側。藤奩除了銅鏡外，還裝有粉袋和木梳等。

這面“君宜高官”銅鏡，是漢代常見形制的一種。“君宜高官”是一句吉祥語，相對應的詞句是“位至三公”，“君宜”的意思就是“您適宜…”，是對受贈人的祝福。“君宜高官”銘文，反映了當時漢代社會對仕途的一種追求，也折射出漢代居民社會價值的一種選擇。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受到漢武帝的大力支持。從此，尊經重儒的理念逐漸在社會上傳播開來。尤其是東漢以后，提倡以儒家標準選拔官吏，“學而優則仕”，所以“君宜高官”等銘文出現在銅鏡上絕非偶然。

士大夫有了宜官、宜侯的期望，而做官的標志是官印，因此，銅鏡銘文改成印章的形式，實際上就是以官印來誘導人們奮發上進。這類銅鏡多出自黃河流域，結合同時期山東等地畫像石中的儒家內容，可以得出結論，東漢中期銅鏡圖樣和形式的變化，反映了儒家思想教育在北方的普及和深入。而這一銅鏡在西域的出現，也體現了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之深。

“宜家常貴”銘文銅鏡

除了追求高官厚位之外，希望家人幸福平安的內容在銅鏡中也有表現。1984年，新疆考古人員在新疆洛浦縣山普拉墓葬發掘出土了“宜家常貴”銘文銅鏡。銅鏡為獸鈕，直徑6.2厘米，邊緣裝飾4個乳釘紋。乳釘紋間飾有“宜家常貴”4個漢字，取自《詩經》“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古人認為，女子嫁到夫家，才是真正意義上回到了家，亦即夫家才是一個女子的最終歸宿。文人用“于歸”作為“嫁人”的替代語，在婚禮間或婚宴上，表示對新人特別是新娘的祝福。

新疆樓蘭古城遺址墓葬也出土過“長宜子孫”銅鏡，出土時只剩下殘片，殘長6厘米，寬5.4厘米。鈕座半圓形，中區花紋為對稱四瓣華蒂，瓣間有隸書銘文，現存“子孫”二字，外圍為內向連弧紋，可以推測，銅鏡上的銘文應是“長宜子孫”。

目前所見，西域出土的漢初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銅鏡，其銘文在內容上具有明顯的一致性，大體上可分為吉語祝詞、相思情語、自夸銘文、紀年銘文幾種，往往幾種形式兼而有之。銘文的文字和輪廓清晰，語言通俗，飽含祝福吉祥之意。從整體看，這些銅鏡反映了當時人們注重日常禮儀習俗、民風淳樸奔放的社會特點。贈答銘文中多為表述愛情和友誼的，如“見日之光，美人在旁”“天上見長，心思君王”“久不見，侍前希（稀），秋風起，予志悲”“愿長相思，幸毋相忘”。這些銘文，情深意切，意味悠長，體現了濃厚的中原文化特點。

立鹿式銅鏡

1965年，考古人員還在新疆伊吾縣葦子峽墓出土立鹿式銅鏡。銅鏡為青銅質地，通高11厘米，直徑7.7厘米，鏡面無紋飾，鏡上方焊接一鹿。鹿低首直立，長角呈波狀后曲，造型古樸簡潔，為西漢時期的遺物。這種銅鏡表現出濃郁的草原游牧文化氣息，傳承了新疆古代先秦時期銅鏡的特點，有人認為這枚立鹿式銅鏡可能是古代匈奴人的文化遺存。

漢代以來，漢字銘文銅鏡和具有中原圖案的銅鏡為西域居民所接受，逐漸取代了先秦時期草原風格的動物紋銅鏡。銅鏡上的銘文內容大多為升官發財、多子多福、家庭和睦等內容，與新疆考古出土的漢代絲織品上的銘文十分相似，表現漢代西域居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些思想內容自中原地區傳入西域后，為西域居民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