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就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過去了，散文作為一種文體并沒有變得更透徹明了，相反時不時總有疑竇衍生出來。這也許正是散文作為文體的活力所在吧。

有一個東西一直困擾著散文，那就是散文作家個人經驗的局限、洞見、意義、合法性與有效性等等。這應該都是散文作家首先要面對的、厘清的。

散文作家首先面對的并不只是語言與修辭，甚至首先面對的也不是新，包括語言與修辭的新。羅蘭·巴特說：“我寫作，因為我不想要我得到的詞語：出于擺脫之因。同時，這倒數第二的語言是我的悅的語言：晚間我一連數小時地閱讀左拉、普魯斯特、凡爾納、基督山伯爵、一位旅行者的回憶，有時甚至是朱利安·格林，這是我的悅。但不是我的醉：醉只可能隨絕對之新詞一同而來，因為只偶遇新才撼動了意識。”（羅蘭·巴特《文之悅》）

羅蘭·巴特的話確實誤導了作家，散文作家要面對的最棘手問題不是新與悅也不是“我的”新，“我的”悅與“我的”醉，包括“我得到的”所有詞語，而是如何保證“我的”這種新，“我的”這種悅，“我的”這種醉，包括我得到的詞語的深刻洞見及合法性、有效性。

應該沒有人認真考慮過所謂個人經驗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包括其難度。我們總喜歡說“我的”，總喜歡說自己的書寫是有難度的，但我們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個人經驗的局限、合法性與有效性。比如我們描述的難度真的就是散文的難度嗎？

散文書寫確實是有難度的。作家們總認為這種難度來自自為。桑塔格說，“寫作是你給予自己的一系列許可，讓自己以某些方式表達。發明，跳躍，飛行，跌落。然后尋找具有自己特色的敘述和堅持。”（桑塔格《作為閱讀的寫作》）。

我們據此可以說寫作是一種發明的許可、跳躍的許可、飛行的許可、跌落的許可、尋找的許可、具有你自己特色的敘述的許可和堅持的許可，問題的難度在于我們必須想辦法證實這種我們自己命名的許可、發明、跳躍、飛行、跌落、敘述、堅持的合法性、有效性與難度。

尼采說：“真理是人們已經遺忘了其原初樣子的幻像”，“真理”何以遺忘了其原初樣子？在尼采看來罪魁禍首就是多種多樣的隱喻、換喻和擬人。這些隱喻、換喻和擬人，包括原初真理本身，包括所謂的個人經驗一旦變得陳腐不堪，那么首先大打折扣的應該是其合法性、有效性，包括難度。

我們應該習慣這種失去與大打折扣。就如同我們習慣我們筆下那些自以為是的隱喻、換喻和擬人。尼采開出的藥方是，我們只能按修辭的范疇衡量這個世界的價值，實在沒有辦法的話只能與這個衰敗的世界一起衰敗，正是這個“輕舉妄動、隨心所欲的實驗時代”造成了價值與真理的衰敗。如何讓“真理”還原其原初樣子，本尼特開的藥方是“奔忙”。“我們肯定逃脫不了修辭，但我們仍然可以使它奔忙。”（本尼特《修辭和比喻》）。換言之，選項可以有多個，比如修辭，比如奔忙與衰敗，比如游走在意義的邊緣等等。

如果再伸延一下，我們要的那個合法性、有效性與難度也許就在這個像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普通語言、游走在意義的邊緣里的衰敗一樣衰敗著，陳腐不堪著。

我們總是不能保證、我們肯定不能保證這種“使它奔忙”，或者奔忙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包括難度。就如同我們無法保證讓“真理”回到原初的樣子一樣。如果“真理”回不到原初的樣子，我們的書寫便很難找到自己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可能的選項是借助桑塔格說的許可、發明、跳躍、飛行、跌落、敘述、堅持、尋找等等喚醒意義。在一個一切都從偶爾開始、一切都從偶爾結束的時代，意義不可或缺，喚醒更是不可或缺，我們總不能眼睜睜看著我們的寫作游走在個人經驗的邊緣吧！

我們可以規避任何許可、任何發明、任何跳躍、任何飛行、任何跌落、任何敘述、任何堅持、任何尋找，包括任何修辭，任何擴展、充滿、指引，但不能規避意義。否則會被那個叫意義的東西徹底背棄。

菲利普的話有助于我們重新厘清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他說：“人們知道什么是書寫嗎？這是一種古老又模糊的舉動，又是令人眼紅的實踐，其意義寄寓在神秘的內心。誰完成了這樣的書寫，誰就把自己完全隱藏起來。”瞧，有人質疑我們是否真的知道什么是書寫了。是的，我們真的知道什么是書寫嗎？

菲利普并非主張我們重新回到原點，而是想證實我們的書寫是否屬于“還是依據傳聞，什么都不存在為好，而自我特別是在散發神性的反照下，就是失去理智的書寫游戲。”及“依照遲疑的態度，點滴墨汁類似崇高的夜晚——用模糊的回憶，擅取著創造一切的某些義務，以便證實我們在這里生活或者說我們在這里活著。”一個傳承到一個，最后“作為自身的律法落在蒼白的充滿果敢的紙上”。（菲利普《文學與整體性》）。

菲利普直截了當地說如此“——就會有幾乎接近自殺的欺騙”。菲利普是說如果我們的書寫屬于把自己完全隱藏起來，或者失去理智的書寫游戲，或者擅取著創造一切的某些義務，那這個所謂的自身的書寫的律法就無法實現。這樣書寫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包括難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菲利普的話的價值并非全在這里，而在其對書寫這種古老而又模糊舉動的重新命名。這已經無限接近我們稱之為散文的那個東西了。既古老又模糊。對，既古老又模糊，散文作為一種文體的屬性已經差不多昭然若揭了。我們只要用我們的實踐證明這種古老與模糊性的合法性、有效性與難度就可以了。

古老又模糊的舉動、令人眼紅的實踐，寄寓在神秘的內心。這才是菲利普要說的話。也是散文這個文體要抵達的地方。就是說已早早有一個神秘的內心寄寓在那里了。剩下的問題全靠我們感知了。這也許正是所謂個人經驗的令人困惑之處。

我們并非在任性地對作家個人經驗的合法性、有效性與意義進行某種道德評判或者閹割，也不想以此造成任何新的困擾與麻煩，從而使問題變得更糟，而是想說，我們差一點成為那個在書寫中自己為自己制定規則與律法的人。這不是作家應該干的事。如果我們真的那樣做了，如果我們真的忙著在自己的書寫中為自己制定規則，那么文本這個陀螺也許會停下來，也許會照常旋轉下去，只是別指望任何洞見的產生了。

本雅明說：在漫長的歷史階段中，人類的感知方式隨整個人類生存方式的變化而變化。人類感知的組織形態，它賴以完成的手段不僅由自然來決定，而且也由歷史環境來決定。當前的條件對于有類似洞見的人類來說更為有利了。（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問題是這一切并沒有變得更為有利。好在本雅明并沒有讓問題變得更復雜，而是更簡單了，即他只是對有類似洞見的人類來說更為有利了。散文作家要感知、要成就的也許正是這個超越個人經驗的無法被機械時代復制的關于人的、關于人類的類似局限與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