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記憶是讓歷史延續的手段，作家的記錄可以抵抗遺忘，抵抗個體的遺忘，也抵抗集體的遺忘”。4月16日，數十位中外作家以 “文學的地域——歷史、記憶與現實”為主題，探討在當今時代，如何處理民族的、地域的歷史與人類共同歷史經驗，如何認識歷史與文學、與現實、與個體的復雜關系。

本次研討會由魯迅文學院與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共同主辦，參加“魯迅文學院2018國際寫作計劃”的國外作家與部分中國作家、翻譯家與會。

自覺書寫歷史，抵抗遺忘

會上，從事匈牙利文學翻譯工作15年的翻譯家余澤民提出，當代匈牙利文學最核心的使命就是處理“記憶”。在他看來，匈牙利文學只是一個代表，整個中東歐文學都是這樣的趨勢，而中東歐文學近些年受到世界關注的原因，也正是因為中東歐在作品中非常自覺地處理歷史、記錄歷史、保留記憶。他舉例說,200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凱爾泰斯·伊姆雷著寫《命運無常》記錄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歷史，艾斯特哈茲·彼得通過講述貴族家族幾百年的歷史記錄中歐人的記憶，道洛什·久爾吉續寫奧威爾的《1984》以反烏托邦的方式記錄。“中國和中東歐在20世紀有很多驚人相似，甚至算是同步的歷史記憶，中東歐作家的作品可以鼓勵我們努力地去記錄歷史。對現實的認知是建立在歷史的基礎上的，如果作家不能清晰真實地記錄這些歷史，不僅我們的文學會變得虛無，我們的歷史也會變得虛無”，余澤民特別強調作家自覺的歷史意識，這是文學的責任，也是文學對自身的豐富與拓展。

談及歷史話題，來自斯洛文尼亞的詩人芭芭拉·保加可尼克顯得心情沉重：“在我的國家，歷史已經被遺忘，尤其是二戰前的歷史。在我們國家的學校教育中，二戰前的歷史有意無意被刪除、遺忘，不把它們教給學生，很多歷史故事是由祖父母來講述。所以,我覺得現在歷史的遺忘和褪色是個大問題，因為我們的祖父母一輩漸漸逝去，記錄這部分的歷史是遠難過記錄星巴克，畢竟全球的星巴克都是一樣的。”芭芭拉誠懇的反思與深刻的建議，引起了在場嘉賓的共鳴。

從不同地域歷史中探尋人類歷史的密碼

歷史的話題引申出記錄的重要性，惟有記錄才有可能留存下重要的記憶。一個優秀的作家會為了這樣的使命，身體力行地去書寫出一個個有關于記憶的好故事。

來自意大利的漢學家、翻譯家、小說家雪蓮對中國云南地區的歷史文化有濃厚的興趣。為了追尋歷史，獲得真實的人物故事素材，雪蓮在云南生活了八年之久，完成了《耿馬往事》、《彌渡奇緣》、《我愛你——彩云之南》、《尋找李唐妹》、《達瓦的夢想》等多部作品。“歷史、記憶與現實這個詞能夠完全代表我書中的內容，我所有的小說總是有歷史的一部分，我根據自己的記憶，在中國多年的經歷和生活中所遇到的情況與真實的人物來寫作，我的小說是這三個部分集合起來的結果。我向意大利讀者介紹了最真實的云南，包括民風民俗、風土人情和神奇的民間故事。所有我采訪過的人，都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我在書中描述過一些女人的外貌、服飾、動作和表情，她們都很真實。”雪蓮認為，她能通過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反觀到自己的價值，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活道理：“我寫的故事都是古樸文化的邊端，我深信意大利的讀者能夠通過我的作品，通過我作品中真實的歷史文化感受到這些樸實和美好，能夠像我一樣熱愛中國少數民族文化。”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所長陳眾議在聽了雪蓮的發言后，感慨于雪蓮對云南這片土地的熱愛與關注：“八年的生活絕對不僅僅是風景。”雪蓮作為一名外國作家，對中國歷史的尊重與記錄，讓人感動和驚訝。

“我生長廣東跟廣西交界的地方，這個地方的臺風非常頻繁，我小時候對臺風特別感興趣，不知道臺風是因何而來為何而去，小時候聽到臺風預警我心里就充滿了期盼，好像在等待一個遠方的客人。”來自廣西的朱山坡認為自己的寫作和所生活的地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臺風翻山越嶺見多識廣，可以帶來世界的訊息讓自己沒有被世界遺忘。”“臺風”對朱山坡來說不是一吹而過的自然現象，而是影響到他認識和觀察世界的角度。2016年，他完成了小說《風暴預警期》，以記憶中的臺風作為書中最驚心動魄的意象，將臺風作為通向世界的渠道，詮釋了這個地方的人卑微的命運，記錄了那個年代某個微小角落的真實歷史。

也許把目光投射到未來，才能真正看清歷史和現實

關于歷史的書寫，讓我們記得我們是誰，來自何處。但是，我們認識歷史的最終目的何在？從當下生活中回溯歷史、或者說發現歷史的痕跡，比單純地書寫歷史更有價值？研討會上，在作家們紛紛肯定歷史記憶重要性的同時，捷克小說家大衛·扎不蘭斯基表示書寫當下的現實更為重要。

“捷克人很少人寫現實，而是把歷史當作安全的港灣，捷克包括中國的作家需要證明自己是有能力記錄當下的。” 大衛·扎布蘭斯基是一名律師，參與了多年與人權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工作，他更關注的是現實，強調“歷史就是當下。“你必須在未來設立你的眼光，從那里你才可以真正的看清當下并描述當下，這個當下每一秒都在變老，這就是歷史眼光。”大衛提出了不一樣的歷史觀，并認為這是優秀作家的標準。

在這種關注現實和當下的寫作中，有一種突出的體裁便是非虛構寫作，《外國文學動態研究》主編、俄羅斯文學專家蘇玲女士對這一領域有著較深的研究：“近十幾年來，非虛構類作品在全世界風靡，2015年白俄羅斯作家阿謝列克耶維奇獲得諾貝爾獎，更是掀起了閱讀和研究的熱潮。”阿謝列克耶維奇的作品反映戰爭、災難、危機給人類帶來的現實，每一個小人物的身上都帶著大歷史，戰后蘇聯文學“戰壕文學”潮流其實就是這樣的體裁。“所以，對歷史和記憶的文學寫作一直以來都是作家要處理的問題，文學不能僅僅迷失在歷史當中”，蘇玲認可了大衛的歷史觀，“歷史也是現在，這是一種重要的視角”。

文學關注現實，就要接近現實，碰觸現實中的人性。來自智利的詩人、學者羅伯特·艾多認為盡管很多人對文學不甚了解，但是文學是如此有用，就是因為文學接近人性：“上報紙的東西慢慢會遺忘，但是真正能夠流傳百世的是文學。一個好的詩人，無論他講的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是用散文還是詩歌的形式，他所寫的都是人性，都是現實的本質。”無論時間如何變化，文學最重要的是要挖掘最復雜的人性，所有最偉大的作家給我們留下的作品，都是對最復雜人性的揭示。

全球化時代，要更加關注個體生命的過程

在一場與會者來自多個國家的研討會上，“全球化”似乎成了一個必然的話題。對文學而言，“全球化”到底意味著什么？我們是否真的理解了它的要義。全球化固然有便利、快捷的一面，使文學可以進行跨地域的交流，促進世界文學的發展，韓國翻譯家金泰成、越南作家周光勝都追溯了本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淵源，表達了進一步交流與譯介的愿望，《世界文學》主編高興也談到了中國文學界對國外作家非常密切的關注。這自然是全球化進程中所達成的溝通與理解，甚至，這場研討會的舉辦與構成也得益于“全球化”。

但另一方面，這種趨勢是否使文學趨向于平庸化、同質化？青年作家蘇寧提出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性的概念在淡化，歷史與記憶的支撐可能已不足成為大部分可控的未來：“我們的精神空間被這個時代過分侵占，城市化生活帶來的不是精神的豐富，而是萎頓。我們的文學也變得沒有根基，我們的寫作生活內在發生的潰散已經在向我們的外部波及。”全球化時代文學的地域性迫使每個作家質詢自己身在何處，正如詩人、翻譯家樹才所言：“看上去我們真的在這里，實際上我們從來沒在任何一個這里。我們只是路過，只是被當下帶著路過每一個地點。我個人的另外一個焦慮是中國的焦慮，幅員遼闊，怎么處理古今中外的關系，每個人都在一個十字路口，不知道明天會去哪里，而文學見證了這種焦慮。”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詩人吉狄馬加認為，解決這種焦慮的方式，是要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學交流中更關注自身，尋找到自己的精神基因，構建屬于自己民族和個體的寫作范式。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文學范式？丹麥小說家福勞德·歐爾森提出：“作家寫作是為了詞藻的華麗，還是在尋找一個答案？丹麥有句話，‘你只要在地上挖洞，挖到足夠深的時候，就一下子鉆到中國去了’。然后我曾經轉述給我的中國同事，他說，他的母親告訴他做事要尋根問底，洞挖得更深了，就找到答案了。”

“面對浩瀚的宇宙，我們每個人就是一個點，可能作家、詩人，最重要的是做一個見證者，記錄你的內心、你個體生命的過程，更大意義在于，記錄你所置身的時代。”吉狄馬加用他詩人的語言為研討會進行了總結。對所有的與會者而言，這不是一場確定答案的論證，而是一次共同探尋答案的過程，是寫作之路上的相互碰撞與激發。文學沒有答案，但她一直在尋求解答。這個探尋的過程，也許才是文學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