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死到臨頭的人，在牢房里，望著空茫墻壁，會想些什么？

如果他想到的是麥田，是坐在田壟邊兒端著粗瓷碗，用舌頭一次又一次地去撈碗里的小月亮，是彩色的帶著弧度的風從天空中掃過來，是一瓦一瓦的火燒云紅紅地沉落到沙漠里，是月光下亮著一股一股青氣的瓜田，是脫掉了布鞋用腳趾去蹭田埂上的熱土，是小麥的哭泣聲……

你會因此而豁免一點兒他的罪責嗎？

《平原客》的故事發生在由黃河“滾”出來的沖積平原上。小地方梅陵出了李德林和劉金鼎，他們讓鄉人驕傲。李德林是小麥研究專家、留學美國的博士，起先在“農科大”任校長，后來成為主管農業的副省長。劉金鼎是他的“學生”、小同鄉，有著和他一同吃燴面的情誼。劉金鼎一路仰仗著李德林的蔭護，以及命運的陰差陽錯，當上了常務副市長。然而，讓李德林頗為煩擾的是他的感情問題。和第一任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的妻子羅秋旖離婚后，劉金鼎為李德林物色來能照料他父親生活的毫無怨言的徐二彩。當成為省長夫人，特別是生了兒子后，更名為徐亞男的徐二彩變了，從樸實勤勞變得張揚跋扈，李德林與徐亞男的戰爭也自此拉響。這個拐點，成為了一群人命運轉折的開始。李德林家庭關系的逐漸破裂為李德林與劉金鼎之間更多的互動提供著機會。劉金鼎在黃河邊上以設立小麥研究基地的名義組織建成一座“梅莊”，這里更是梅陵官商舉辦“吃飯會”的場所，正是在這里，劉金鼎安排自己“初戀”女友王小美與李德林相識，兩人相見恨晚，而李德林與徐亞男的關系也日趨焦灼，最后，李德林“授意”，劉金鼎“領會”并安排人殺害了徐亞男。故事里還有一個重要人物，赫連東山，這起命案便是由他破獲。還有花客謝之長，最早是他帶著劉金鼎拜訪李德林，因為“會跑關系”，成為了大企業家。《平原客》是個“去中心化”的小說，這里好像沒有主人公，幾個人，又都像是主人公。

李德林是從麥地里走出的農家兒子，他曾潛心于培植“黃淮一號”小麥，因仕途的騰達耽擱了在科學上精進的可能。劉金鼎是花匠的兒子，他的父親劉全有傾注畢生心血培育出極品古樁臘梅“化蝶”，為了孝敬長官，在劉金鼎的要求下一再被更改花期，最終落得梅花枯朽、梅樁作柴，只剩“一股臘梅的香氣在空氣里尖叫！”李佩甫說，他一直書寫的，是“土壤與植物的關系”，他是“一直把人當作植物來寫的。”這一句不是隨便說說。人物與植物的關系可以視為作者的匠心，但我甚至覺得，巧思在這里是不重要的，因為作者真正信賴植物，他賦予了植物與人物相接通的部分，因為擁有植物的屬性，人物再如何壞，也不容易讓讀者恨起來。這也是作家對筆下人物的“不忍之心”。李德林之于沒有結穗的小麥，劉金鼎之于化為齏粉的妖冶臘梅，讓梅花不因時而開，小麥結不出穗，就好像讓一個人在他的命里困頓掙扎。李佩甫安排人物和他們命中的植物互相提示，相互屬于。植物的生長好比人生的軌跡，植物對環境要求挑剔，反應敏感，人呢？李佩甫寫人命運的軌跡，人心因時因事的變易，不正應著植物對土地對溫度對光的依賴嗎？人看得清一棵植物的長勢，卻看不清自己的路。奔著一個“好”去，而這個“好”究竟是什么？為了這個“好”，人喪失掉的又是什么呢？《平原客》寫了一群“錯位”的人，他們有的在命運征途里走了旁道，有人即便就在正軌，也好像無法停止搏斗。滿懷期待地用力去活，到頭來卻是一場空歡喜，甚至災難。李佩甫寫人在事中的無能為力與徒勞掙扎，是寫人活著，永遠面對的困境。

《平原客》所講的故事，基本可以鏈接進“反腐小說”與“偵探小說”的類型里，如果要以此改編影視作品，相信這也是兩張必打的牌，但是，就故事的講法，以及之所以要講這個故事的恒心，說《平原客》是反腐小說或偵探小說，就是一種窄化了。李佩甫寫民間與官場，寫權力之間的妥協與角力，但他無意于呈現官場生態，他寫的是世情，更是人心，是對人如何走向自我，如何走向自我的反面的同情與體貼。在藐視道德、制度與法律時，《平原客》讓我們看到，惡，是如何發生的。

“在平原，‘客’是一種尊稱。上至僚謀、術士、東床、西席；下至親朋、好友，以至于走街賣漿之流，進了門統稱為‘客’。是啊，人海茫茫，車流滾滾，誰又不是‘客’呢？”“平原客”是一個人，也是一群人，是李德林，也是赫連東山、劉金鼎。從這片土地上走出的人，作家是愛的，是體恤的，一個“客”字里含有無數溫情的部分，但是這愛克制而辯證，李佩甫幾乎沒有褒貶，他用事推著人走，寫人對事的反應，寫人的行動，人物飽滿有力，作家便幾乎可以不說話了。

《平原客》講了一個特別中國的故事，或者說，李佩甫用他的方式講述了中國的一個切面。在他的筆下，我們清晰地看見一個現代中國的內核，“反腐小說”這頂帽子下面是一片現實中國的圖景，景象里的縱橫經緯用兩個字概括，就是“關系”。“關系”一詞在中國有非常微妙的含義。它既指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方式與程度，又指大于它的那一套宗法制度和人情人心。

劉金鼎與李德林之間，很久以來的關系其實是含蓄的，是“不說”大于“說”的，這中間有上下級、師生、同鄉多種關系的發酵，劉金鼎對李德林，更多是以揣摩和猜度去關心以及逢迎。“關系”的另一個維度即這部小說敘述的動力之一，是經營關系的“關系”。費孝通影響巨大的《鄉土中國》里這樣形容過：“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李德林是一枚大石頭，他但凡有點動靜便會波及其他圈子。以劉金鼎赫連東山謝之長為中心，也會有這樣一圈一圈的波紋，他們時而平行時而交疊，交疊的部分更加推進著人物生命軌跡，這些交疊由關系構成，落在《平原客》上，便是人如何去運作關系、活動關系、維護關系。《平原客》描繪的正是在一個現代軀殼的表征下，內里幾乎仍然運行著一套鄉村邏輯的、用人情編織起來的、藐視制度和不講規則的現代社會。

如果為世間的小說尋找一個最大公約數，“通曉世情、體察人心”大約是無法被證偽的。《平原客》在“通曉世情、體察人心”之外，精微地解構了官與商、民間與政府以及“我”與“我”的反面之關系是如何被編織起來的。也正是因為耐心地鋪陳了平原客們的來路與過往，在他們掙扎與抉擇時，讀者會感到人物后面還有一雙慈悲眼睛，帶著疼惜的目光望向他們，就像在臘梅最后那一縷香氣的尖叫里，我們看見劉全有去大巴山深處采古樁摔壞了腰，看見他去天目山深處采擷野生花種掛了一身的“血布鱗”，也看見了劉金鼎那年還小，“那時他就睡在父親推著的獨輪車右邊的第二個草筐里，頭上捂著一床破被子，屁股下墊著一鋪小褥子，像猴子一樣半蜷在筐里，枕著花香，枕著吱吜、吱吜的車軸響，等他醒來的時候，他會聽見父親自言自語地說：到洧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