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出生在重慶。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出現(xiàn)了新一波科幻小說的熱潮，我從《少年科學》《科學畫報》等上面讀到了許多這樣的小說。

受此影響，我1982年開始科幻創(chuàng)作，當時是參加中學的一個全國性的科幻征文比賽。我寫的那篇文章是反映中華民族用飛船把一個大熊貓送上月球。我不是很喜歡這個故事，但老師認為這樣寫可以沖到全國——結(jié)果也沒有。

但我獲得了獎勵，是幾本圖書，包括阿西莫夫的《我，機器人》和威爾斯的《世界大戰(zhàn)》。這是世界名著，我看得如癡如醉。

我在1985年寫了一篇科幻小說《第一句話》，這回是寫第一個踏上月球的中國航天員（而不是大熊貓），他是去向宇宙推銷“中國制造”的。我把它郵寄到《科幻世界》雜志，結(jié)果刊登了。這是我正式發(fā)表的第一篇科幻小說。

1988年夏天，我在大學宿舍，用兩天時間寫了中篇科幻《宇宙墓碑》。我想象未來的宇宙中，人類最了不起的功績，便是在每一個星球上修筑宏偉的墳?zāi)埂Ｎ以俅伟研≌f投給《科幻世界》，卻被退稿了。后來，我請臺灣來的呂應(yīng)鐘先生看一看。他把手稿帶到寶島，交到張系國主辦的世界華人科幻藝術(shù)獎，結(jié)果獲得了首獎。這是1991年的事情。

這一年，《科幻世界》的主編譚楷給我的學校寫信，懇請校長資助我來成都，參加世界科幻協(xié)會年會。校長齊民友是位數(shù)學家，指示學校撥款400元，貧窮的我始得成行。于是，我有機會接觸到了中國和世界的頂尖科幻大家，視野從此變得開闊。除了譚楷，《科幻世界》的編輯楊瀟、阿來、秦莉和姚海軍，都成了我人生中不可替代的偉大人物。

1996年，我去美國，回國后，寫了《二零六六年之西行漫記》（又名《火星照耀美國》）。書中，我預(yù)言紐約世貿(mào)雙塔要被恐怖分子炸掉，美國將發(fā)生金融危機和種族騷亂，而中國將在21世紀中葉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領(lǐng)導(dǎo)者。在被多家出版社退稿后，該書于2000年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很長時期，我的書難以出版，或因為題材敏感，或因為缺乏市場。這里面包括描寫東西方文明沖突的《紅色海洋》。它最后由于上海科普出版社的編輯李重民先生的堅持，才于2004年得以面世。

我得到了科幻愛好者的幫助。他們想了很多辦法出版我的書。在果殼網(wǎng)姬十三、姬少亭以及世紀文景楊越江等人的幫助下，我的《地鐵》等書在2010年后陸續(xù)出版。

感謝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于晨等人，我的醫(yī)院三部曲《醫(yī)院》《驅(qū)魔》《亡靈》也出版了。其中，《驅(qū)魔》獲得2017年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的長篇小說金獎和電影改編的金獎。

這說明科幻的情況在一天天變好，從艱難走向順暢，從小眾走向大眾。某種程度上，這要得益于劉慈欣《三體》的帶動，也反映出隨著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強國，科幻這一世界現(xiàn)代化運動的副產(chǎn)品，更多地受到了人們的歡迎。科幻是跟時代貼得比較緊密的，體現(xiàn)了這個科技主導(dǎo)下的世界的“時代性”。

不過，科幻仍然是一種邊緣性的文學，甚至在不少人看來，還談不上文學。科幻迷只是一個亞文化的圈子，他們有自己的話語體系，有自己的審美觀。他們會傻傻地看星空，而在人情世故面前表現(xiàn)笨拙。但置身這個圈子，便有一種忘我的快樂，好像擁有了另一個世界。

有人把科幻作者和科幻迷描述為理想主義者。當然，這也是相對的。有時，我們覺得走得太遠了，都到宇宙邊緣了，便把自己拉回來，“科幻現(xiàn)實主義”便是最近流行的口號，它呼吁科幻能更多展現(xiàn)我們當下的歡樂和痛苦，成為現(xiàn)實社會的一面鏡子。

現(xiàn)在，科幻的熱度在不斷上升，科幻也有些商業(yè)化了。但是，在整個科幻界，熱愛仍然是第一位的。有很多科幻作者，覺得寫作首先是為了給自己看，是要讓自己“嗨”，是享受想象力的盛宴。如今，跟30年前一樣，這么大的中國，仍然只有一家科幻雜志即《科幻世界》。顯然，作品發(fā)不發(fā)表，有時也不是那么重要。思想實驗一下億萬群星照耀下的人心變幻的無盡可能性，似乎就很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