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李犁，是在其湖北作家群里看到他寫的幾個小評論后，感覺他平實而充滿詩意的文字的背后，有很多潛臺詞，急待我去解讀和撬開。于是，我們掌心相碰，就這樣認識了。不日，由中國文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李犁的大作《創痛》短篇小說集通過快遞很快傳到我的案頭。

此集由22篇精致短篇構成，大多是敘寫青春萌動時的愛情，友情，親情，以及“我”對這個年齡段的社會人生的種種思考和探究。每篇小說的故事主人公由笫一人稱“我”來完成的。文風樸素而厚實，情節生動而有趣 ，故事氛圍陰郁沉實，有幾篇呈現出肅殺的氤氳。

“肅殺”一詞，我向來很少用這個詞來評價憤青時代的精神迷惘。但正是有了這種小說的氣氛，才迫使我繼續讀下去。短篇小說《情仇》大約只有近5000字左右，故事寫的是一個落后僻壤鄉村的“我”的生活。“我”是個靠幫糙哥拉煤，既無能養活自己，又無能養活全家的人。“我”雖貧困交加，但義氣和悲憫的草根情懷始終浸潤著“我”的存在和生活。

在家中，“我”要養活四口人。妹妹年幼，父親酗酒有加，脾氣暴戾，動輒對“我”媽“我”妹和“我”冷語 相對，仇視相對。“我”和“我”媽“我”妹幾乎生活 在“肅殺”的世界里。“我”寫道：父親說我一臉蠢相，我站在小桌旁，肚子餓得咕咕叫，父親踹了我一 腳，讓我站遠些。父親說我一身臭，父親在屋里吼：滾遠些，不要回來”。

“母親很早就死了，我常去母親的墳上哭，母親在世時說，她不累死也會被父親打死”。妹妹在母親去世不久 ，因父親的暴戾而走失他鄉。“我”在村頭村尾找，在山前山后找，一直找不到。“我找到時，妹妹的身子己經涼了，妹妹死了。我守了妹妹一夜，我的眼角糊滿了眼屎。當我嚎哭起來時，父親卻用腳踹我，吼道：苕仔， 嚎喪啊”。

“父親走到妹妹身邊，掀開蓋在妹妹尸體上的被子，用死魚一樣的眼睛盯著妹妹，幸災樂禍地說：死了早脫身， 少個累贅”。我聽到父親的這句自言自語后，“我恨不得上前去揍他一拳”。“父親轉過頭來說：還不去刨個坑，埋了 ！我在心里狠狠地罵了一句：狗日的”。

上述幾段精彩的對白,刻畫出了父親的“肅殺”形象，并活脫脫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小說后面繼續寫了“我”與糙 哥，“我”與糙哥兒安俠一路發生的故事。后面的故事 ，我就不復述了。我此文感興趣的是，小說開首的上述 關于父親的描寫，到后面不見了。沒有將那個肅殺的父親的形象延伸下去，并作為小說的第二號人物，向縱深開掘，使得整篇小說的重心移位，氣氛轉位，情緒錯位 。用一句俗語說：就是丟了西瓜，撿個芝麻。這是許多初涉小說創作者的致命弱點和教訓。

小說怎么寫？人物怎么寫？結構如何安排？情節如何調配？都需要用腦用心用功。這篇小說失敗的最大亮點是 ，放棄了對父親的形象的追蹤和再創。這篇小說最大亮點,也恰是開首描寫父親形象的幾段。本來可以把父親的形象延伸下去，而寫到后來卻放棄了。本來很有藝術感染力的壞父親，卻被后來不太典型的糙哥和安俠代替， 這無疑不是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中的敗筆和失誤。

依我之見，寫作者無論是創制短篇，還是創制巨篇，當創作欲望高漲得不可抑制時，最好冷靜地將這種激動的情緒 ，頭緒化成一個寫作要綱。如此這般有了規劃和目標 ，敵人往哪兒跑，也跑不過你射出的子彈。“寫作是一場戰爭”，這是我近期提出的寫作美學的觀點。寫作既然升華到戰爭，那就要嚴陣以待，決不可掉以輕心。從布局謀篇，到每個章節情節細節，直到收尾打掃戰場，都要正襟危坐。

經濟有宏觀調控，寫作也要學會宏觀調控。經濟有微觀搞活，寫作也要學會微觀搞活 。很多寫作者有很好的小說構思，小說構思，有很好的布局安排，布局安排，有很好的人物設計，人物設計， 有很好的情節配置，情節配置，有很好的細節穿插，可是，到后來卻寫不見了，連原初的小說雛形就給弄丟了。最后的結果是：打的是一場沒有頭緒，沒有條理的濫仗 。

由李犁的這篇小說引發我對小說人物形象塑造的話題，這對于文學批評來說，不是一個小話題，而是個大話題 。說它大是因為當前中國的文學作創中，嚴重地忽視了對典型人物的文學塑造。從由典型化的時代背景，到政治文學典型化的文字，文學創作者們，經歷了政治文學典型化的虛化后，變得多疑和放縱起來。把對政治的多疑性，轉化成文學創作的放縱性，因而對人性典型化的人物形象的描述，越來越輕飄，越來越不莊重和求實，致使當代文學創作走向逼仄，走向式微，故而失去了大 眾的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