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民豐縣尼雅遺址中發(fā)現(xiàn)的一組四件木雕舞蹈人像

新疆有“歌舞之鄉(xiāng)”的美譽，天山南北各族歌舞各具特色、精彩紛呈，充滿了濃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風格。新疆歌舞藝術(shù)的輝煌絕非一時之功，而是有著數(shù)千年的深厚積淀，是由新疆歷代先民共同構(gòu)建的，特別是兩漢時期的摩訶兜勒，漢唐時期的于闐樂、龜茲樂、疏勒樂，都曾盛極一時。

關(guān)于漢代的西域歌舞，歷史文獻中有記載，但考古發(fā)現(xiàn)的實物十分少見，近年來的考古發(fā)現(xiàn)填補了這一空白。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地區(qū)民豐縣尼雅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一組4件舞蹈木雕人像。4位舞蹈女子身材高挑，穿著連衣裙，站立作扭胯姿勢，看起來動感十足，再現(xiàn)了漢代西域女子翩翩起舞的情景。

人類早期的樂舞是一種與自然崇拜緊密結(jié)合的表演形式。新疆早期居民以游牧狩獵為主，其樂舞充滿了原始、神秘、粗獷的氣息。新疆古代巖畫真實地再現(xiàn)了原始先民在早期社會與自然作斗爭的艱苦歷史過程，以及他們開展勞動生產(chǎn)、宗教祭祀和文化娛樂的情景。

到了漢代，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fā)展，新疆的歌舞變得更加文明。尼雅出土的舞蹈木雕人像，穿著適體的連衣裙，翩翩起舞，動作雖不及傳說中的漢代美女趙飛燕那樣輕盈，但從她們勻稱的身材和按著節(jié)拍的動作上，無不透露出一種健康、陽光和自然之美。

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與中原的經(jīng)濟文化交往更為密切，西域的胡樂、胡舞傳入中原，受到王公貴族和民間百姓的青睞。《后漢書·五行志》記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座、胡飯、胡箜、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竟為之。”

“摩訶兜勒”就是張騫出使西域后帶回京城長安的胡樂舞。公元前126年，張騫回到長安，將“橫吹”的演奏方法及《摩訶兜勒》交給漢樂府主管李延年。李延年根據(jù)《摩訶兜勒》的曲調(diào)，將其改編為28首器樂曲，稱為“新聲二十八解”，用于軍樂之中，樂手在馬上演奏。此曲由《黃鵠》《隴頭》《出關(guān)》《入關(guān)》《出塞》《入塞》等28首樂曲聯(lián)綴而成，后人又稱之為《漢橫吹曲二十八解》。它的歌詞在《樂府詩集》中保存有《出塞》一首：

侯旗出甘泉，奔命入居延。

旗作浮云影，陣如明月弦。

歌詞具體描寫了漢武帝為抗擊匈奴貴族的騷擾，派兵急速出征的威武陣容。

張騫將樂曲《摩訶兜勒》帶回中原，可以說是中西音樂交流史上重要的一個歷史事件，至此也揭開了中華民族傳統(tǒng)音樂發(fā)展新的一頁，胡樂在中原諸樂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漢代西域各民族的樂器也比較豐富，一般都要用胡笳、琵琶、胡笛、渾不似、箜篌等樂器伴奏。胡笳是匈奴人最喜愛的重要樂器，據(jù)傳它最初是用卷蘆葉制成的，后始用木管代替，聲音哀怨悲壯。《后漢書·竇憲傳》就有“遠兵金山，聽笳龍庭”的贊詞。琵琶也是匈奴人經(jīng)常使用的樂器，漢人劉熙云：“枇杷，本出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卻曰枇，引手卻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渾不似又譯“火不思”“火撥思”，據(jù)《元史·禮樂志》載，其制“如琵琶，直頸，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榼，以皮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可能為匈奴人所創(chuàng)造。

1995年，中日尼雅遺跡聯(lián)合考察隊在尼雅遺址發(fā)現(xiàn)了類似琵琶的古琴，琴頸長約70厘米。專家們認為，直頸琵琶在秦朝時已出現(xiàn)在中原地區(qū)，而曲頸琵琶起源于波斯（今伊朗）。南北朝時，通過絲綢之路與西域進行文化交流，曲頸琵琶由波斯經(jīng)今新疆傳入我國。中日聯(lián)合考察隊在尼雅采集的這把琴屬于三弦琵琶，年代約在公元3世紀，是目前我國境內(nèi)出土最早的琵琶標本之一。

漢代匈奴人的民間文學非常豐富，民歌優(yōu)美動人。公元前121年，匈奴為漢膘騎將軍霍去病擊敗，自祁連山和焉支山（今甘肅省河西走廊一帶）北撤。此后匈奴人每過此地，便歌道：

失我祁連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

使我嫁婦無顏色。

歌詞取材巧妙，寓意深遠，凄切婉轉(zhuǎn)，扣人心弦，不難從中領(lǐng)略其藝術(sh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