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伊始，中國大學就迎來了它的迅猛發展時機，大學中文系大幅擴招獲得新的機遇。盡管在21世紀中國大學發展進程中，中文系只是分得極為有限的資源，但比之過去也要好得許多。年輕一代的博士早已成批量之勢，這對于文學研究來說當然是好事，但也有一個小小的境況幾乎被忽略了。經過大學研究生階段的學術訓練，寫作高頭大章的技法是掌握了，但是，自我體驗感受的文學感覺還剩多少，始終是讓我疑慮的。這又讓我懷念起80年代的文學批評，那些直接、敏感率性的文學批評文字。用郜元寶先生的話來說，那是一個批評的“草莽英雄”群起的時代——元寶先生再三聲明，“草莽英雄”于他是一個褒義詞，于我更是一個十足的艷羨之辭。我也因為自己不夠“草莽”，為求生計，走上茫茫的學院之路，沾染諸多的學院之氣，做起批評文章來，常要借助理論、歷史來言說，顯然不夠野性，不夠孟浪，失了為文的率性。元寶先生以江南才子，當是能保持敏銳與鋒芒，但對今日文學批評，無疑有諸多反思。他之回望王干的那篇雄文《走在生活的地面上——王干及中國文學批評之轉變》，顯然是有感而發，多有體驗。說到王干，頗有回望一個消逝時代之感，與我更是有切身體會，感慨良多。

我與王干兄相識較早，記得是80年代末的某日晚上去到北京二環邊上一個黑摸摸的地段，在汪暉的家里。那年代的文學活動都是朋友聚會，常在夜間行事，不像如今都是高端峰會論壇之類。那天夜里較晚，從某棟居民樓里轉出來，二環路上也沒有燈光，茫茫夜色里，大約是我騎輛自行車載著王干在二環路上奔走。現在留在我腦海里的最初印象就是如此，到底是否真實，實在不敢定奪，或許是我的幻覺，它象征著我和王干這類弟兄，最初在“后新時期”文學批評的路上討生活的情景。那時的王干，開始在《文藝報》，后來在《鐘山》，但時常在北京，90年代初王干也常在北大出沒，從事一些以后注定要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的某些事件的策劃。2000年以后，王干兄又從南京到京城里掌管各類“選刊”，文學界的會漸漸多了起來，與王干兄只需要在會上見面，已經是比較頻繁了。其實，最為懷戀的還是八九十年代的王干，他那時的文章，那時的“新狀態”。

王干無疑是江南才子型的批評家，聰明、敏感，有很好的藝術感覺，能迅速抓住作家作品的藝術特征，常能出人意外。在80年代新時期風起云涌之時，王干少年才子，以飄逸瀟灑之風闖入文壇。那時文壇興雙打，兩個人搭檔，不只是觀點豐富，使出鏡率提升了一倍，迅速竄紅，蜚聲文壇只待時日，確實是1+1大于2。那時的雙打有潘凱雄賀紹俊、李潔非張陵、汪政曉華、王斌趙曉鳴……許許多多，精彩紛呈。王干與費振鐘這對雙打嶄露頭角，一出場就帶來江南清新之氣。他們的文章直接犀利，敏銳中還透著醇厚之味。費振鐘穩健、深邃，是智慧型的批評家，他尤其重視知人論世，常能看到作家背后的文化與心理，他的評價中肯而準確，令人信服。他們倆人的合作，經常有好文章問世，在80年代中后期，他們的言說給那些新奇的文學現象提示了富有活力的解讀。費振鐘在90年代激流勇退，有些可惜，他具備做一個優秀批評家的良好素質，藝術敏感、見解不凡，有風骨，有情懷。雙打終結之后，王干就開始單打獨斗，并且顯出更加自由機敏的風格。雙打的集體解散委實可惜，這表明文壇的節奏放慢，熱點不再那些緊迫，可以個人之力來對付。同時也表明，當年一批青年才俊，也都長大成人，獨當一面已成氣候。

王干早年的批評文章在文壇隨風起舞，80年代中后期，王干已然蜚聲文壇，從蘇北高郵到了《文藝報》任編輯，這在文學至上的80年代那是何等風光的事！但是，王干是有真功夫的，這不只是在于他的那些精彩的和費振鐘合寫的雙打評論，單說1986年，他發表的那篇評北島的詩論《歷史?瞬間?人》就好生了得。顯然，這篇詩論，帶著那個時期的強勁的反思評論的特色，正是在反思批判文革的思路中來論述北島詩的意義，“人道主義”是王干在文章中揮舞的時代旗幟，它引導北島的詩穿過歷史硝煙，帶著時代的叛逆精神，賦予它強烈的挑戰姿態。這些或許并沒有超過那個時期的主流文學評論多遠；但其中從美學角度進行分析的一個概念，就早早地顯示了王干的敏銳、極好的藝術感覺以及作為批評家的把握能力。他認為北島的詩有一種“瞬間”的藝術：“北島詩是瞬間的藝術。在北島的詩中，很難感到時間的流逝與前行，時間凝固了，抑或是消失在詩的幕后去了。時間，在北島手里，被他截去來勢，斬斷方向，他舍棄了因時間流駛而構成的某種因果關系，但它那繁復意象構成的飽滿膨脹的空間中，恰又那么真切地感觸到時間的存在，他獲得表現的是一個時間與空間高度濃縮的藝術境界。”（《文學評論》1986年第3期）王干對詩性捕捉在那個時候就看出他與眾不同之處，他能進入到詩的語言表現的情境中去發掘詩性，他看到對象在被描繪的瞬間中呈現出“整體效果”，以這樣的瞬間，也就是用最凝練的筆墨勾勒最鮮明最凸出的形象和情緒。這些見解在80年代中期，由26歲的王干說出，顯示出青年批評家王干不一般才能。他之被調入《文藝報》，也是有人慧眼識英才。

王干在80年代中后期就給《讀書》雜志寫文章，那些文章清新俊雅，也多有膽大新見言論，據說引起當時上面的大人物的關注，還打聽“王干是誰”？這就引起王蒙的注意。機緣巧合，王蒙很快找見王干，應該是相談甚歡，兩人做起系列對話。王蒙先生時任文化部長，正是文壇盟主，兩人的系列對話在報刊上連續發表，當前趨勢、新變潮流、中外碰撞、傳統創新，所有這些問題，頭頭是道，機智犀利，十年文壇盡收眼底。二代人相互激發，相互激勵，對當代中國文學還是充滿自信的。

王干作為一個批評家的敏銳迅速體現在他作為編輯的敏感上，在《文藝報》的早年編輯生涯，可以想見他當時抓住不少有時效又有趣的話題。回到江蘇就任《鐘山》編輯，從京城到金陵城，這可不是高加林回到家鄉，而是榮歸故里，衣錦還鄉，王干在京城歷練的本事，迅速用到《鐘山》的選題策劃上。他顯然是有能力抓住當代文學的走向的編輯，他參與策劃了一系列能在當代文學史上留下章節的文學爭論。如在《鐘山》雜志推出的“新寫實主義大聯展”及其理論批評的大討論；如“新狀態”也是他和張未民、張頤武掀起的一個小高潮，在《文藝爭鳴》上展開兩年的爭論。

很顯然，“新寫實主義”大聯展及其理論批評研討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是不容忽略的，盡管當時還有批評說，這不過是文學創新的犬儒主義式的后撤，只是刊物玩弄的實用主義式的伎倆。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90年代初，歷史之變猛然而至，知識界和文學界并未來得及反應，更不用說調整，歷史之處于空場在所難免。80年代的現代主義潮流再也不可能形成時代主潮，現代化與現代派連接在一起的那種歷史依據也不復存在，現代主義的斷裂不可避免，當代文學創新方向也瞬間迷失。在這樣的時期，王干在《鐘山》得地利人和之便，那時的江蘇作協和《鐘山》負責人，趙本夫、徐兆淮、范小天，都是極富創新精神又十分穩健的辦刊人，這就有氣魄干一番新事業。1989年《鐘山》雜志第3期推出“新寫實主義小說大聯展”，這本來是應對文學落入“低谷”的一項舉措，這一期的《卷首語》聲稱：“所謂新寫實小說，簡單地說，就是不同于歷史上已有的現實主義，也不同于現代主義的‘先鋒派’文學，而是近幾年小說創作低谷中出現的一種新的文學傾向。這些新寫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仍是以寫實為主要特征，但特別注意生活原生形態的還原，真誠直面現實、直面人生……新寫實主義小說觀察生活把握世界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不僅具有鮮明的當代意識，還分明地滲透著強烈的歷史意識和哲學意識。但它減退了過去偽現實主義那種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而追求一種更為博大的文學境界。”（1）卷首語據說出自王干手筆。幾乎在同時，王干在《北京文學》發文《近期小說的后現實主義傾向》撰文說：“他們用一種客觀冷靜的態度面對現實，訴說世界的原生態。具體地說，就是作家把自己創作的情感降低到零度，以避免作家的主體情感和主體意象的干擾，對生活進行純粹的客觀還原，以最大程度地接近生活的真實性。”（2）王干這里用了很多新名詞，“原生態”、“零度情感”、“主體意象”之類，這些來自胡塞爾的現象學和羅蘭?巴特的《寫作的零度》的玄奧概念，也被王干運用得十分自如。確實是有一股子元寶先生所說的“草莽氣概”，這就是80年代，急于立新，急于成就一番批評偉業，如浮士德一般，只是向前，決不能停息，即使已經明了歷史急轉直下，還是要求新出奇，用舊葫蘆裝著，倒出來的盡是新玩意兒。但王干的理論實用主義確實是有活力的接地氣的，“新寫實主義”把文學的歷史轉型與理論批評的求新渴望融合在一起，它反倒有了歷史真實性，體現了歷史的實際要求。

因為有王干這樣一員得力干將，《鐘山》打出的“新寫實”旗號有理論，有號角，有平臺，出場恰逢其時，迅速應者云集。這個調和的旗號把80年代對現代主義的渴望調整為現實主義的自身變革，本來是一小撮渴求革新的明星表演的現代主義，現在變成了作家和批評家全體可以介入的話題，變成大家重新聚焦的一個舞臺，解散的文壇重新又獲得了關注的主題，可謂功莫大焉！那個時期的王干正是站上當代文學的前沿，沖鋒陷陣，搖旗吶喊，參與制造一個又一個熱點。

不管是作為批評家還是編輯家，王干還是一個文學活動家，那個時代他相當活躍，思如泉涌，行動迅捷，那也是文學的春夏時節，追求與憧憬貫穿于文學的各個話題和論爭的現場，貫穿于文本和犀利的文字之中。那個時代的終結也如期而至，究竟是因為大學教育在90年代后期（比如985計劃）興起，還是因為經濟與文化的整體性轉型，確實是有很復雜因素，但有一點卻是肯定的，中國社會的文化氛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們不只是看到大學里文學碩士、博士成批地涌現出來，還看到不同層面的文學從業者去到大學里。這一時期，王干有所沉寂，這是時代使然，也并非是他力不從心。實際上，就在新世紀以后，王干的文學評論集一本接著一本，雖然有整理舊作，但新作也不少。他在近年的評論集就有：《世紀末的突圍》《王蒙王干對話錄》《南方的文體》《廢墟之花：朦朧詩的前世今生》以及散文集《靜夜思》等。王干的這些文學批評文字，總能抓住新異的文學現象，或者別開生面，打開他的言路，提出他的說法，切中要害，以形象的命名提煉理論的抽象，將感悟釋放于靈動的字里行間。

王干的批評文章總能有獨到見解，他善于抓住對象的獨異特征，加以強化，提出他的新異概括，使他的發現具有挑戰性的效果。這也是他的文學批評總能引人注目，激發人思考。早在90年代初，張藝謀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上映不久，正是好評如潮之時，王干撰文置疑《大紅燈籠為誰掛？》，批評《燈籠》并沒有給我們帶新的氣象和氣息，“他依舊徘徊在《紅高粱》的霧陣之中玩弄他的長鏡頭和民俗圖。”（3）當然，王干也肯定了《燈籠》里的批評意識，但是，他更尖銳地指出張藝謀杜撰“燈籠神話”的思路在于，他心目中的“潛觀眾”是做給外國人觀賞，張藝謀在“批判”與“展示”傳統民俗的怪異時的悖論心理。王干的批評既有強人所難的尖銳，也有發人深省的思考，深刻地揭示了中國電影走向國際化的困境。

在當代中國作家中，王干極為推崇汪曾祺先生，這當然并非是因為他和汪老同為故里人，更為重要的在于汪老的作品體現了王干的價值理想。王干撰文《被遮蔽的大師——論汪曾祺的價值》，分析汪老所受到的沈從文和廢名的影響，指出汪曾祺與新文學傳統的關系。王干說：“人們常常說到汪曾祺受到沈從文的影響，而很少有人意識到青出藍而勝于藍，如果就作品的豐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經將沈從文的審美精神進行了擴展和延伸，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沈從文的價值在于對鄉村的抒情性描寫和摒棄意識形態的敘事態度，他從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義作家那里汲取營養，開創了中國風俗小說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繼承了老師淡化意識形態的敘事態度和詩化風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將沈從文的視角從鄉村擴展到市井，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創舉。”王干這里提出一個觀點，沈從文在于發展出一套對鄉村的抒情性敘事方法，而汪曾祺的長處在于他寫作市井小說，著力于發掘人的價值。王干在新文學的源流中來解讀汪曾祺無疑是值得肯定的。王干最推崇的還是汪曾祺的小說語言，他認為汪老上承唐詩宋詞元曲筆記小說聊齋紅樓夢，下達現代白話新文學，比之乃師沈從文的野性原生態，汪老的語言更多一些文氣和典雅。王干說：“作為中國小說的敘事，在汪曾祺這里，完成古今的對接，也完成了對翻譯文體的終結。”現代翻譯體文學語言在汪老這里接上中國文化的地氣。“汪曾祺活在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間，歷史造就了這樣的機會，讓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國敘事。”（4）

看來王干是一個地方觀念或懷鄉情感濃重的批評家，這也沒有什么錯，有誰能對普遍意義上的文學價值的體會能比對于故土的生活、風土人情、語言更為熟悉，體會更為透徹的呢？即使是特里?伊格爾頓這樣的具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傾向的理論家，他對喬伊斯的極度推崇，難道沒有包含一點他對北愛爾蘭家鄉的眷顧之情在內嗎？這是無可厚非的。王干對高曉聲、趙本夫、蘇童、葉兆言、范小青、畢飛宇、周梅森、韓東、魯羊、葉彌等一大批江蘇作家群的推崇，并不只是策略性地宣揚江蘇作家群，同時也是他對家鄉作家群的審美趣味和生活蘊含更為熟知，更能產生共鳴有關。王干關于江蘇作家群的文學批評寫有不計其數的文章，其中他對蘇童尤其青睞。90年代他就寫有多篇評論蘇童的文章，直至新世紀他還是在追蹤研究。當先鋒文學已成往事，如何評價先鋒文學，如何在先鋒后來理解和評價蘇童小說，也是一項難題。2009年暮春，南京城里舉行蘇童《河岸》研討會，王干提出“先鋒文學終結”的說法，遭致了諸多的反對意見。后來他寫成文章，改為《最后的先鋒文學——論蘇童的〈河岸〉》，企圖對先鋒文學做一個總結性的發言，并給出蘇童的先鋒位置。王干別出心裁地擺出一個先鋒文學“442”陣型，他給蘇童安的位置是“守門員”，言下之意，蘇童是那批先鋒派中最后堅守先鋒派領地的作家。王干認為，蘇童在《河岸》里整合并完善了自己，他寫道：“在《河岸》每個人物幾乎都找到他的譜系，但這絲毫沒有削弱《河岸》的價值，《河岸》找到了一個最適合裝載蘇童自己寶貝、整合自己資源的盒子，以前那些散落在外的珍珠因為有河與岸的線索被巧妙地串在一起，顆顆都有合適的位置，各得其所，閃閃發光。蘇童小說那些優秀的元素，在《河岸》里得到了有序的排列，蘇童式的力量和智慧，一覽無遺。”（5）王干欣賞蘇童的小說，心有戚戚焉。蘇童的《河岸》一俟發表，并未獲得一致好評，相反，在大陸評論界顯得反應寥寥。從我的角度，對《河岸》相當欣賞。我以為《河岸》小說整體構思十分流暢，中國長篇小說長期缺乏結構的嚴密和精巧，而《河岸》的結構緊致而錯落有序。此后，蘇童的《黃雀記》也是結構上有出色之處，那樣一個精巧內化的結構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國作家中，蘇童是真正掌握了現代小說結構藝術的人，他能從結構入手把握住虛構藝術的精髓，而中國絕大部分作家只是沉浮于漫長的歷史編年史中，總是依靠家族的諸多體系來建立矛盾關系，故而小說越寫越長。但蘇童已經完全掌握了利用結構來處理故事的藝術方法，他需要處理的是結構本身和小說的邏輯關系的合理性，不需要陷入那些多歷史事實性中，也不需要扯進那么多的人物。在這一意義上，我是高度肯定《河岸》的藝術水準。所以，王干對《河岸》的評價我非常認同。但王干認為“《河岸》解構了先鋒文學”這種說法，未免還可商榷。既然《河岸》延續和發揚了先鋒文學的語言，何以又是解構，又要宣告“先鋒文學消失”呢？蘇童真正使先鋒文學的語言經驗和敘述方法內化于小說藝術中，使之更為豐富，這與“解構”和“終結”無關。或許王干時常會迷戀某些有挑戰性和刺激性的語詞，難免追求驚人之論，邏輯上的自恰有時就難以顧及，這也是王干的批評文章經常留下的話題。

王干寫有多篇論及王蒙、莫言、賈平凹、劉恒、劉震云、遲子建、洪峰等名作家文章，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論及。值得提到的是，王干投入巨大熱情評論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的作品，王干一概給予熱情推介。對于王干來說，年輕的、新的都是好的，都是代表著未來的。在文學觀念上，他骨子里是一個進化論者，他之推崇汪曾祺并不代表著他是一個懷舊的保守主義者，也不表示他的文學趣味過于純凈挑剔。他之對于汪老，實在是一個例外。相反，他的文學趣味充滿了野性欲念，他對于青春小說、網絡小說、女性小說、懸疑小說……五花八門都給予關注，他樂于看到新人和文學的新氣象。有時王干也會被這些眼花繚亂的文學現實攪亂，愈到后來，或許是因為擔任選刊主編之職緣故，他較少批評，更多寬容。進入新世紀，文學呈現為多元化或多樣化格局，如今也確實很難秉持一種觀念來要求所有的文學，新生的文學經驗未必就沒有它生存的理由，以某種堅固的尺度來要求那些新生的文學，恐也很做出結論。對于王干來說，文學的發展是硬道理，文學需要人氣，尤其是對于平面化了的、而又疲憊之極的文壇來說，維持一個繁榮的想象是必要的。王干并不是不明真相，他知道文學在今天的命運。

其實王干興趣廣泛，他不是書齋型的書呆子，他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喜歡下圍棋，聽古琴，喝黃酒，還愛管“閑事”，他的閑筆文章雜感隨筆之類就寫得相當出色有趣。有段時間他要廢除漢字的簡體字，寫有一系列的短小犀利的文章，據說還引起馬英九的關注。在他數年前出版的《王干隨筆選》的封底，就寫上一段馬英九的話：“有位作家叫王干，就說簡化漢字是漢字的山寨版……因為非主流、簡陋，但是經濟實用，很有趣的一個描述。”此說估計是真，否則也不敢赫然印在封底做書的推介語。王干從事文化策劃創意活動，經常不按常理出牌，他的批評活動也常如此行事，這使他常有出奇制勝的成效，也會引發一些批評，但王干的游戲精神的主導方面是可愛而可親的，故而他給文學帶來的都是快樂和希望，滿滿的正能量。

但是，我們面臨的文學批評前景卻并不那么樂觀，郜元寶說：“中國批評無疑正處于轉變關頭，不再像往昔那樣活躍的批評家王干的身影彷佛也有點模糊起來；惟其如此，我才更想從他身上凝視中國批評轉變的軌跡。”（6）于元寶先生則是看到學院雄起后，王干們當年馳騁的野路子已然被平整了，這也意味著那種率性的、具有感性鮮活的、直接性文學批評也難以自發產生了。但是學院的文學批評生產也并不就是一馬平川，它所累積和面對的問題可能更多，這可能正是元寶先生望著王干的背影止不住淚眼婆娑的緣由。今日中國的文學批評，或許需要重新召喚野性、感性、率性，在學院批評的理論重負下打入讓自身裂變的楔子，向著豐富生動轉化。或許這才使這樣的歷史轉型不至于完全超脫了歷史，這也是我今天再次讀解王干的用心所在。

注釋：

（1）參見《鐘山》1989年第3期。

（2）參見《北京文學》1989年第6期。

（3）王干：《王干隨筆選》，第1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王干：《被遮蔽的大師——論汪曾祺的價值》，《山花》2015年第1期。

（5）王干：《最后的先鋒文學——論蘇童的〈河岸〉》，《王干最新文論選》，第85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3。

（6）郜元寶：《走在生活的地面上——王干及中國文學批評之轉變》，《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