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南部重鎮紐倫堡的老城中心，坐落著一座馳名世界的博物館——日耳曼民族博物館。入口頂端鐫刻的文字透露出這座德語地區最大的文化類博物館的目標——旨在成為德意志民族財富的聚集地。當然，這絕非虛言。且不論130多萬件展品蔚為大觀，它所收藏的各種精品佳作也不禁令人嘆為觀止。

它的名字首先折射出19世紀德意志民族主義運動的光芒。我們今天知道，“德意志”是“日耳曼”中的一些部落組合，但在19世紀，把“德意志”等同于“日耳曼”的做法卻極為常見。1846年，包括歷史學家蘭克和布克哈特、文學家格林兄弟在內的學者在法蘭克福召開了學術會議，提出拓展“日耳曼學”這一新領域。日耳曼民族博物館正是把這種新的研究方向付諸實踐的渠道之一。它旨在保存日耳曼文化空間中的文化，呈現一種展示德意志歷史、文學和藝術的完整原始材料的總目錄。

它的選址恰恰契合了19世紀德意志境內文化版圖的特質。1852年，德意志歷史研究者與古代研究者大會正式決議把日耳曼博物館放在紐倫堡，而非大邦之都，如普魯士的柏林、奧地利的維也納、巴伐利亞的慕尼黑。此舉表明，推動者仍然期待在1848年革命于政治統一上無功而返后，能夠在文化統一方面有所突破，而紐倫堡擁有上述邦都所不具有的歷史文化魅力：它是中世紀晚期到近代早期歐洲貿易東西大道與南北大道的交接點，承續著中世紀德意志經濟地位之輝煌；它曾經作為重要的“帝國自由城市”，三次接待過帝國會議的代表們（1438年、1489年、1495年），扮演著“德意志中心地帶之心臟”的角色；它還被馬丁·路德譽為“日耳曼之眼耳”，素來是德意志文化與歐洲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節點。這樣一些文化身份，讓紐倫堡有別于任何一座極具政治內涵的邦都，成為當時依然興盛的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的落腳點之一。

它的藏品立足于各時代德意志文化成就的巔峰。這里不僅展示了日耳曼人的早期生活遺存，更保存著文化史上彪炳千秋的各式作品。紐倫堡人、偉大的“德意志畫師”丟勒在這里留下的作品數量之多令人咋舌，而且覆蓋了畫家從青年到老年、從青澀到嫻熟的整個成長過程。博物館收藏了歐洲現存最古老的地球儀——“地球蘋果”。它誕生于哥倫布啟動探險的那一年（1492年），反映了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前歐洲人的普遍世界認知，也留下了德意志人止步海洋世界的諸多遺憾——倘若制作者馬丁·貝海姆以此獲得神圣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青睞，得以指揮一次向西航行的探險，或許整個世界近代歷史都會呈現不同的畫面。尤為引人關注的是，這里還自覺擔當起德意志統一進程的記錄者，1848年革命的眾多遺物得到了特別展示，如菲利普·范特的名作《日耳曼尼亞》。這幅高達數米的大型畫曾高懸在1848年革命爆發時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召開之地——保羅大教堂的內庭上方。日耳曼尼亞是19世紀德意志頗為流行的德意志形象。革命時代的日耳曼尼亞身披印有雙頭鷹的戰袍，流露出對此前帝國歷史的留戀之情；她左手持黑紅金三色旗，象征著風起云涌的“統一與自由運動”；右手拔出寶劍，體現著革命者的戰斗決心。1867年，這幅畫被移到博物館入口處。至此，革命雖已煙消云散，但德意志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熱情卻透過“日耳曼尼亞”被保留下來。

日耳曼民族博物館最初建立在一座破敗的修道院中。當漢斯·弗萊赫男爵于1852年買下這座14世紀的修道院作為自己把玩藏品之所時，他并沒有想到博物館的后續發展。但在歷史學家們決議把“日耳曼精神之所”放在紐倫堡后，他不僅迅速行動起來，為博物館爭取到來自國王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個人的大量資金，而且主動把館長職位讓給了專業人士。19世紀60年代起，博物館的發展進入快速道。大量新展品涌入，出現了一些新展廳，如中世紀家具廳、玩具廳等。19世紀末，博物館有過一次改造整修，增加了新哥特式展廳，展品陳列也出現了混合化的趨勢，使得文化史的橫向聯系得以增強。

以宣揚民族文化為己任的日耳曼民族博物館，在20世紀30—40年代的極端民族主義風潮中，也不可避免地淪為納粹政權的宣傳工具。然而，熱衷于擴張和戰爭的納粹政權終究是博物館發展歷史上的最大噩夢。1941年起，戰時經濟管制政策大幅削減了博物館的經費，訪問人數急劇下降。更為糟糕的是，戰爭末期的連番空襲，使博物館的大部分展廳受損嚴重，一些地方變為廢墟。幸運的是，其中大部分展品被事先轉移到防空洞，所以才得以保存下來。

二戰后，日耳曼民族博物館再次復興。除老館得到修復外，20世紀80年代，頗具現代風格的新館出現在老館旁邊。新館外墻是玻璃，極大地增強了采光性；90年代初，入口外又增加了一條“人權之路”，整個展覽面積達到2.5萬平方米。博物館還有圖書館、文化檔案室等機構。其資金主要來自聯邦政府、巴州政府和紐倫堡市政府三方。除此之外，鼓勵個人捐助的基金會運行有效，不僅每年給博物館帶來大量資助，而且還增強了市民與參觀者保護展品的自覺心。

目前，博物館的常設展品有2.5萬件，還不到其所有收藏品的2%。博物館一方面積極設立各種課題，吸引學者利用藏品來推進研究，如對丟勒的研究、館藏370件墓葬碑的研究等；另一方面，它還鼓勵各高校和研究機構在館內舉行相關研討會。此外，博物館正嘗試通過數據化與國際合作的方式，讓更多藏品可供世界各地遠程參觀，并向研究者開放。這樣一種以研究為導向的意識，事實上成為博物館得以持續發展、且不斷充滿吸引力的秘訣之一。

尤為重要的是，如同戰后聯邦德國的戰略轉向那樣，博物館也把“歐洲化”與“世界化”作為自己的主要方針。原本旨在宣揚民族文化的展品，現在華麗轉身為歐洲文化的結晶，并進一步被定位為人類智慧的象征。當人們今天在這里參觀時，17個常設館和數個臨展，以歷時性和共時性的方式，娓娓道出了德語地區長達數千年的文化演進歷史。這里不再鼓噪著20世紀上半葉極端民族主義的辭藻，也同19世紀文化立國的初衷保持了一定距離。如博物館的自我定位所言，它尊重所有文化，并希望成為“任何年齡層次、不同出身、教育水平不等與信仰各異的參觀者在此感受與體驗文化交往的地方”。

（作者：孟鐘捷，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