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東方文明腹地、中華文明主要發源地和周秦漢唐等十三朝古都所在地的陜西，在中國當代文藝的發生、發展中，依然延續著綿延數千年的文脈和延安文藝精魂，并已經形成了作為中國當代文藝主流傳統實踐基礎的陜西經驗。

當代文藝主流傳統從陜西出發

中國當代文藝的主流傳統是從陜西出發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藝拉開了共和國文藝的序幕。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標志的文藝思想，以及新秧歌運動和《白毛女》《黃河大合唱》《王貴與李香香》《荷花淀》等一大批文藝作品對這種文藝思想的踐行，還有成立于延安的魯藝、民眾劇團、延安電影團、新華通訊社等大量新興的文藝機構和文化組織，奠定了共和國文藝的出發點。1949年7月在北平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正式確立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即將開始的新中國文藝中的指導意義，而且在文藝思想、文藝隊伍、文藝體制等各個方面的建構中，都延續了延安文藝中形成的傳統。

延安文藝傳統在陜西發生絕非偶然，也不僅僅是由于特殊的歷史際遇，而是與陜西的歷史文化和區域文化有著內在的聯系。毛澤東《講話》中的許多思想來自文人創作與陜西民間藝術、地方戲曲緊密相連的實踐，也來自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的文化傳統。如果人們比較一下毛澤東的文藝觀與《詩經》、與《史記》、與杜甫詩歌、與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所說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等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的文藝傳統，就會明白它們是一脈相承的。

新中國成立后，一大批延安文藝家和文藝機構留在了陜西，如柯仲平、馬健翎、胡采、柳青、杜鵬程、石魯等等，他們就像種子，在這塊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將延安文藝的思想和實踐一代一代在陜西傳播下去，孕育出了以柳青、杜鵬程、王汶石、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紅柯等幾代文學陜軍；以石魯、趙望云等為代表的長安畫派；以馬健翎、陳彥等為代表的秦腔現代戲；以吳天明、張藝謀為代表的，將中國電影推向世界的西部電影；以劉熾、趙季平等為代表的民族音樂，以及以王愚、肖云儒、暢廣元、李星、孫豹隱為代表的陜派文藝批評等等。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幾代文藝陜軍成為延安文藝傳統最堅定的踐行者，走出了當代文藝的中國道路，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陜西經驗”，成為中國當代文藝主流傳統開創與延續的重要實踐基礎。

陜西經驗在守“恒”中求“變”

“陜西經驗”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概括。

一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制度化和習慣化，并以此形成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創作傳統。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延安文藝開創的重要傳統，當時在延安的文藝家深入陜北各地采風，學習民間文藝，了解群眾情感，表現群眾心聲蔚然成風，形成了以追求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為目的的人民文藝。新中國成立后，這種慣例在各地都有延續，如張志民落戶包鋼、艾蕪落戶鞍鋼、李季落戶玉門油田、趙樹理長期居住在晉南老家、巴金深入朝鮮戰場等等。但這一慣例被極致化、制度化、習慣化，并長期不斷，延續到今，且取得一系列重大創作成就的，當屬陜西文藝界。柳青以農民的方式在長安縣黃埔村勞作13年而有了標志17年文學高度的《創業史》；杜鵬程長期深入西北野戰軍戰場一線而有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戰爭題材的長篇小說《保衛延安》；本身就是在饑餓和苦難中長大的路遙，深入陳家山煤礦和陜北窮山惡水而有了《平凡的世界》；陳忠實在白鹿原老家深居半個多世紀而有了《白鹿原》；賈平凹用自己的雙腳踏遍了秦巴山區而有了他獨有的個人意象“商州”；陳彥幾十年的劇院生涯和城市農民工生活的實地體驗，而有了秦腔現代戲《西京三部曲》和長篇小說《裝臺》《主角》等等。及至目前，陜西作家藝術家到農村、礦區、企業、街道、高校掛職體驗生活，仍在以一種制度和習慣的方式一批又一批，一年又一年地延續著。

二是堅持走現實主義道路。

陜軍的創作始終沒有離開“為時”“為事”的傳統，對時代的關注和對現實的憂患，一直是陜軍自覺的主體意識。文壇對陜軍的評說，無論正面還是負面都與其堅持現實主義道路有關。事實上，從《創業史》到《平凡的世界》，從《白鹿原》到《秦腔》，中國最重要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大多出自陜軍；從《血淚仇》《梁秋燕》到《西京三部曲》，中國戲曲現代戲最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品大多出自陜軍；從長安畫派到黃土畫派，畫壇上最有代表性的現實主義美術大多出自陜軍；即使是得到西方現代藝術界高度褒揚的西部電影，也都是以現實主義為基調的，從《人生》《老井》到《圖雅的婚事》《百鳥朝鳳》莫不如此。一個時代，或者一個區域出現一兩部具有代表性的現實主義作品，在中國不少地方都有可能。但在同一個區域的半個多世紀中，集中出現這么多足可代表中國當代文藝高度的現實主義力作，實屬罕見。

三是保持與民族傳統文化的血脈聯系。

陜西本來就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要發祥地和傳承地。就文藝而言，無論是風，是雅，還是頌，中國傳統文藝的根脈都集中在陜西的土地上延伸著。因此，當代陜軍所凝聚的“陜西經驗”中，自然流淌著民族傳統文化的血脈。在這一點上陜軍在中國無出其右者。無論是長安畫派的“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還是陜西作曲家們在民族民間音樂基礎上的創作，也還是像《白鹿原》《主角》這樣明確進行文化反思的長篇小說，都集中而明確地呈現著陜軍與民族傳統文化的血脈聯系。

四是推動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實踐。

在當代文壇，人們對陜軍的評價一直存在較大分歧。貶者認為其土氣、保守，缺乏現代精神；褒者認為其有根性、接地氣，具有中國特色。但人們沒有深入反思陜軍在土氣和保守中完成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的高度關切和真實記錄。被貶稱為“農民作家群”的文學陜軍，從《創業史》到《平凡的世界》，再到《白鹿原》《秦腔》《主角》，不正是一部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走向現代化的鮮活歷史嗎？其實文學陜軍絕大部分作品的背后正是作家們對這個巨大的農業國如何走向現代化的深切憂患。而長安畫派的最大貢獻就在于他們把行將沒落，只剩下畫花鳥草蟲山水魚蝦技法的中國畫推向了現代；傳統戲曲的現代戲事實上也是把戲曲這一最經典的傳統文化現代化了。

本文討論的陜西經驗，應該不完全是一個地方性的話題。因為陜西經驗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當代主流文藝傳統相契合。76年前，毛澤東《講話》中的許多文藝思想就是在延安文藝實踐基礎上形成的。近年來，陜西經驗再一次成為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重要實踐來源。2014年在北京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強調了柳青的示范意義。2016年在全國文聯十大、全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又用路遙的墓志銘“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去激勵全國的作家藝術家。最有意味的是在全國文聯十大、全國作協九大閉幕晚會上，新當選的中國作協副主席，陜西作協主席賈平凹用陜西方言朗讀另一位陜西作家柳青《創業史》中的“買稻種”，成為整個晚會最大的彩點，也受到了習近平的稱贊。這個場景對陜西經驗在當代主流文藝傳統中的意義和價值而言，或許是具有象征意味的。

在新時代的文化生態中，陜軍要邁向新的高峰，就必須在堅持已經形成的陜西經驗的同時，面對新時代的新生活、新氣象、新問題，以及來自國內外的新的藝術經驗，在守“恒”中求“變”。事實上，陜西經驗的形成原本就是在守“恒”中求“變”的結果，就是在堅持現實主義、人民立場、民族傳統、本土語境的基礎上，對不同時代因素的廣泛吸納、深切體察和深情書寫。或許，這是“陜西經驗”中最重要的經驗，是陜軍能夠走向任何一座時代高峰的根本原因。

（作者為陜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