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一進入《山本》的世界，即迅速被其富有象征意味的細節洪流所吸引。賈平凹寫人狀物的才情得到了可謂淋漓盡致的發揮。他寫陸菊人眼中的自然物色：某一日天色向晚，陸菊人“坐在坡上的栲樹下，望見九天玄女廟后邊的山頭都向西傾斜，上邊布滿了無數條路，好像是繩索捆綁了山頭往前走，那云就燒紅了，后來又褪去，天暗下來，星星便出來了。”他寫渦鎮所以得名的渦潭的奇特景象：“渦潭平常看上去平平靜靜，水波不興，一半的黑河水濁著，一半的白河水清著”，但一有外部的觸動，那渦潭就動起來，“先還是像太極圖中的雙魚狀，接著如磨盤在推動”，且“旋轉得越來越急，呼呼地響，能把什么都吸進去翻騰攪拌似的”。

但翻騰攪拌之后，一切終將歸于平靜，歸于水波不興的安寧狀態，然而一俟有新的觸動，復又翻騰攪拌聲勢浩大。這種陰陽交替、四時轉換、循環不已的狀態，恰好對應著渦鎮以至秦嶺歷史人事的反復：“那年月是戰亂著，如果中國是瓷器，是一地碎片的年代。大的戰爭在秦嶺之北之南錯綜復雜地爆發，各種硝煙都吹進了秦嶺，秦嶺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飛禽奔獸，那么多的魑魅魍魎”。如是種種，“一盡著中國的世事，完全著中國文化的表演”。

當歲月悠然逝去之后，“一切成為歷史”，而且“燦爛早已蕭瑟，躁動歸于沉寂，回頭看去，真是倪云林所說：生死窮達之境，利衰毀譽之場，自其拘者觀之，蓋有不勝悲者，自其達者觀之，殆不值一笑也”。秦嶺的歷史人事，實為“巨大的災難”，卻也是“一場荒唐”。若干人事所構成的歷史終將煙消云散，秦嶺卻“什么也沒改變，依然山高水長，蒼蒼莽莽”。一如《三國演義》開篇所言：“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與人事的熱鬧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天地萬物、千秋萬歲的大靜。而在人事反復與自然運化之際，日子也悄然行進，轉瞬即十有三年，那開篇處的“吉穴”卻未如傳說的那般靈驗——井氏兄弟均未“成事”就相繼殞命。天地萬物運行之道的另一種表征，就是日有起落，月有圓缺，物有成毀，人事亦有生死、窮達，勢所必然、理有固然。“人事”與“自然”，在此并沒有主客、物我的截然之分，而是處于一種原初的混同之境，表征著人與物齊同的世界的豐富和復雜。

與作品開端處陸菊人眼中細致的自然物色相對應的，是類似《百年孤獨》開篇包含過去、現在和未來三種時間維度的宏大歷史視域：“陸菊人怎么能想得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帶來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渦鎮的世事全變了。”此種由自然物色及普通人事構成的扎實緊密的細部描述，與宏大歷史總體視域之間的對照，構成了《山本》中的“小”“大”之辯。而秦嶺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人事，與更為宏闊的中國大歷史之間的對照，則構成了《山本》的“近”“遠”之辯。細小事件及日常生活的詳細鋪陳，與宏大歷史的參差糾葛，以及特定時段發生在秦嶺的若干歷史人事，與千年中國歷史的相互參照，共同構成了《山本》多維的世界面向和復雜的精神層次。

作為《山本》的“前史”，《老生》以正文的四個故事，分別指稱20世紀中國四個重要時間節點的歷史主題，并以不同的歷史時段中人事規則的同義反復，彰顯出歷史的非進步特征，從而呈現出不同于線性歷史的循環歷史。這是《老生》的“實境”，而其“虛境”乃是《山海經》中的若干段落。以中華民族始源性文獻《山海經》為參照視域，并以華夏民族的本真形象為參照，20世紀中國歷史與人事的問題便不難察知。《老生》的視域與境界，在《山本》中得到更為圓融的呈現。發生在渦鎮以及秦嶺中的歷史人事與自然物色構成了其“實境”，而寬展師父、陳先生的人生信念，以及作為基本背景的自然運化和所蘊含的義理，共同構成了《山本》的“虛境”。前者為歷史、為人事，后者則為自然、為天道。就像《紅樓夢》，一半寫人和，一半寫天道，二者合而為一，便是《山本》的根本性意義。

延此思路，則可知《山本》中由諸種意象精心營構的圓融自足世界的重心，并非以陸菊人、井宗秀等各色人等為代表的渦鎮世界，亦非渦鎮世界與井宗丞、阮天保等共同構成的秦嶺世界，而是更為廣大、虛擬的意義空間——秦嶺。“秦嶺”包含著象征的意義，一如賈平凹在題記中開宗明義所論，“秦嶺”乃是一條龍脈，它“提攜了黃河長江，統領著北方南方”，乃是“中國最偉大的山”。而發生在這一山中的自然及人事，也就具有了指稱“中國”的寓意。其思路是“渦鎮——秦嶺——中國”，或者說就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一個世紀的歷史——包含千年興廢的中國大歷史”。而此中各色人等也表征著中國文化的不同面向，井宗秀、井宗丞、陸菊人等精進的人生態度約略近于儒家式人格，寬展師父和130廟則代表著佛禪的意趣，陳先生的思想雖更具包容性，但其核心仍屬道家。如此由小歷史到大歷史的演繹，以及由不同思想所塑造的文化人格形象及其歷史變化，表征中國文化在時代進程中的不同表現。這無疑有著“全息”的意義，其中既包含著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歷史的觀察，也包含著更為宏大的歷史運行法則。即以若干意象編織出關于中國歷史和未來走勢的“文化學密碼”，不拘時空，無論古今，均可推演其運行之道。

《山本》寫歷史，寫宏大歷史中的各類群體、不同階層，以及個人命運興衰際遇、起廢沉浮、悲歡離合，卻不能將之視為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小說”。若費力考證其中涉及的歷史史實，并以“史實”為依據質疑《山本》歷史敘述的合理性，則不免膠柱鼓瑟、緣木求魚，失之偏狹。

無論歷史人事，還是自然物色，在根本性意義上，處于同一的狀態。“人事”未必高明于“自然”，也未必能徹底超脫自然運化之道。而在古典思想“天”“地”“人”意義上觀照人世，則關于歷史人事復雜糾纏的問題，就有了另一種更具超越性解釋的可能。這在《紅樓夢》中得到充分的發揮。“正是此種天地人三維空間的確立”，《紅樓夢》得以成為“人類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而蘊含著難以窮盡的豐富歷史和現實寓意。《山本》的境界庶幾近之。

賈平凹以“秦嶺”為極具包容性和象征意義的虛擬空間，其中包含著歷史、文化和自然所營構的多重世界。這個世界在時間上雖然實指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空間上實指“秦嶺”。但其根本性的意義所指，卻并不局限于地理意義上之“秦嶺”和時間意義上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賈平凹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秦嶺故事為基本材料，試圖營構的是像《紅樓夢》一樣關于中國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其間既包括歷史轉折、人事起伏、自然流變，也包括文化、人在這個世界中的不同表現。陸菊人、井宗秀、井宗丞等等代表著此種文化普通意義上的實踐層面，陳先生、寬展師父及其所寄居的130廟，渦鎮的城隍廟等則代表著文化的理論或精神層面，二者之間自然有若干交匯，但同樣在混亂的世事中“完成著中國文化的表演”。其所表征的歷史和文化狀態，自然也不局限于“秦嶺”和20世紀二三十年代，而有著指稱更為宏闊的歷史、仍在流變中的現實和可能的未來愿景的深層寓意。

一言以蔽之，《山本》的要義，在于對更為寬廣的歷史人事的宏闊省察，一種在天人之際的意義上對歷史人事、自然運化的洞見。其所敞開的世界與蘊含的意義，有待在古今貫通的思想及審美視域中進行更為恰切的理論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