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魯迅先生的一生，我想莫過于他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也許是出于教師的職業情懷，我特別感佩于他的兒童觀，即他對兒童的獨特認識和大愛情懷。

魯迅的兒童觀既立足于進化論的科學基礎，又密切聯系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因而超越了進化論，具有了社會學的意義。他認為正是“圣人之徒”（舊社會的惡勢力）作踐了人類愛的天性，把撫養下一代看成是“放債”，“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為此，“要救救孩子”，就必須毫不留情地“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宴，毀壞這廚房”（《墳：燈下漫筆》）。統而觀之，魯迅的兒童觀內涵十分豐富，在這里只能就其要者作一概說。

“救救孩子”——對舊式兒童觀的疾惡如仇

魯迅《狂人日記》中的最后一句是“救救孩子……”。面對當時吃人的社會所提出的人肉筵席，狂人想到的不是“救救自己”，而是“救救孩子”，因為他知道只有孩子才是未來的希望。

中國傳統的兒童觀，源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殘酷的封建等級統治，那么當兒女的就得遵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準則。顯然，舊式的兒童觀中，兒童不是平等的人，只是一個傳宗接代的工具、一份養子防老的積蓄。舊式的父母希望孩子能像個“小大人”，總是以成人的標準“規訓”兒童，用四書五經“催熟”兒童。魯迅對這種舊式的兒童觀深惡痛絕，“救救孩子”又何嘗不是他畢生的吶喊。就在先生逝世前23天抱病而寫的《立此存照（七）》中，還又一次提出：真的要“救救孩子”，這“于我們民族的前途關系是極大的”（《且介亭雜文末編·附集》）。

今天，舊社會雖早已土崩瓦解，但舊式兒童觀的社會陰影并沒有完全消除。隔著百年蒼茫的時空，今日我們面對兒童的生存現狀，依然會對魯迅的那句“救救孩子”百感交集。

理解兒童——從做平等的朋友開始

魯迅在《我們怎樣做父親》一文中明確提出對孩子“第一便是理解”，而實際上成人并不理解兒童，這不僅有不重視理解兒童的原因（忽視兒童），更有認為根本不需要去理解兒童的意識（無視兒童）。

魯迅在《熱風·隨感錄四十》中說：“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于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為什么會忽視兒童甚至無視兒童？魯迅認為，成人總是很容易“忘卻了自己曾為孩子時候的情形了，將他們看作一個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且介亭雜文·看圖識字》）。其實，雖然孩子的“初學步”總是幼稚甚至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卻總以懇切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逼死’他”（《華蓋集·這個與那個》）。因此，魯迅先生堅信“后起的人物，一定尤異于前，決不能用同一模型，無理嵌定，長者須是指導者協商者，卻不該是命令者”（《墳·我們怎樣做父親》）。

事實上，魯迅總是身體力行地與孩子們作平等的交流。一次他請朋友吃飯，飯桌上有一盤魚丸，兒子海嬰夾了一個嘗嘗，直說是壞的，可大家吃了都說挺新鮮，以為孩子是瞎嚷嚷，但魯迅不這么認為，隨即夾了海嬰碟子里的魚丸，果然是味道變了。魯迅住在北京磚塔胡同的時候，鄰居有3個小孩是小姐妹，他在工作之余便常和她們一起做游戲、講笑話、說故事，平時也常買糖果點心給她們吃。

我們理解孩子嗎？這也許仍然是當今中國成人世界所面臨的大問題。

適應天性——“尊個性而張精神”

魯迅強調對孩子“決不能同一模式，無理嵌定”，“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為一個獨立的人”（《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魯迅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他的兒子周海嬰回憶：“父親對我的教育，就是母親在《魯迅先生與海嬰》里講到的那樣：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節選自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魯迅大力提倡的“尊個性而張精神”的“立人”之道，今天依然震憾人心，因為兒童還在成人手中遭受著各種“道具化”的折磨，這難道還不是我們應當認真重讀魯迅兒童觀的充分理由嗎？

豐富體驗——享受閱讀和注重游戲

魯迅特別重視兒童讀物對于孩子成長的作用，認為當時“校中功課，只求記憶，不須思索，修習未久，腦力頓錮。4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書信·致蔣抑卮》）。為此，他積極為提高兒童讀物的質量奔走呼號，并先后譯出了《月界旅行》、《地球旅行》、《愛羅先珂童話集》等優秀的兒童讀物。豐富而多彩的閱讀，可以幫助孩子在有限的童年里獲得無限的想象和體驗。

魯迅認為游戲也是兒童的權利，“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野草·風箏》）。他不勝憤懣地指出，“中國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鴉片槍，麻雀牌，科學靈乩，金剛法令，還有別的，忙個不了，沒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花邊文學·玩具》）。魯迅在《風箏》一文中曾回憶他使用暴力不讓弟弟放風箏的事，發現弟弟在偷偷做風箏“便生氣，踏碎了風輪，拆了竹絲，將紙也撕了”。這使得魯迅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深感內疚、悔恨。這些豐富的體驗，魯迅時代的孩子未能得到滿足，今天的孩子又能滿足了嗎？

身心健康——不被“潮流”淹沒的力量

魯迅認為兒童“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因此，父母對于子女就“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所謂“健全的產生”，自然就是孩子從小應以身心健康為第一；所謂“盡力的教育”則大有講究，“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萬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憐的角。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么樣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唯有兔子式的逃跑而已”（《南腔北調集·論“趙難”與“逃難”》）。魯迅的這段話，盡管在當時是面對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義”之因而論，但他對教育應當造就具有陽剛之氣、身心健全的強者之企盼，在今天仍然有著現實意義。

魯迅認為“中國一般的趨勢，卻只在向馴良之類——‘靜’的一方面發展，低眉順眼、唯唯喏喏，才算一個好孩子，名之曰‘有趣’……”（《且介亭雜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對于那些“唯唯喏喏”的小孩，父母會“美其名曰‘聽話’，自以為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南腔北調集·上海的兒童》）。今天的教育是否也在遭遇同樣的問題，這一切都有待考察。

中國13多億人口，18歲以下青少年大約3．6億。“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國的情形”（《熱風·隨感錄二十五》）。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重讀魯迅的兒童觀，實在是當今不可忘卻的最好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