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和《局外人》，兩位作家在寫出這兩部作品的時候，都還很年輕，一個32歲，一個26歲，這說明青年時期也可以寫出很優秀的作品，這對我們是一種激勵。此外，《邊城》和《局外人》都分別繼承了東西方不同的文學傳統，是很有代表性的——關于這一點，可以展開來談一談。

從思想性方面來說，《邊城》里充滿了儒家的“仁愛”與道家的“出世”哲學，《局外人》就更不用說，加繆本身就是存在主義哲學的一個代表人物。存在主義哲學的核心就在于對個體生命價值的重視，叔本華雖然否定了人生的意義，卻是一個非常重視如何更好地生存的人，也就是說他雖然否定了人生的“目的”，卻肯定了人生的“過程”。加繆的思想和叔本華在這一點上是相似的，他在《西西弗斯神話》這本哲學著作中要說明的觀點就是，盡管西西弗斯不斷推石頭上山，得不到任何結果，但推石頭上山的這一過程，能讓西西弗斯既感到充實，又感到命運是由自己掌握的。因此，我們看到《局外人》中的“我”，似乎對任何事情都抱著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卻依然不愿意放棄生命，在被判死刑之后，還有著強烈的上訴愿望。對于個體生命的重視，在西方的文學作品中，是有非常強大的傳統的，我們可以列數一下西方文學中那些以人的名字來作為書名的偉大作品，比如《俄狄浦斯王》《美狄亞》《堂吉訶德》《哈姆萊特》《浮士德》《包法利夫人》《德伯家的苔絲》《大衛·科波菲爾》《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馬佐夫兄弟》等等。那么我們反觀一下中國的文學傳統，以人的名字命名的經典作品是極為罕見的，這就說明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對于人的個體價值的重視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重視的不是個體，而是整體，或者是能夠將整體維系起來的某些倫理道德觀念。所以我們在《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中都能看到許多殺人如麻的場面，被殺者無聲無息，殺人者也顯得理所當然，這在西方的文學作品中是很少看到的。我們的傳統文學真正開始關注“人”的作品，應該是《紅樓夢》。《紅樓夢》之所以是中國古典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里面有個體生命意識的真正覺醒。而到了近代，魯迅對于“人”的價值呼吁和肯定也達到了一個高峰。那么我們再來看沈從文，他筆下的人物可以說依然是傳統的，是缺乏現代意識的。我們從《邊城》里的那些人物身上，看到的那種天真、淳樸、狹義、古道熱腸，是幾乎只存在于我們的古代典籍里面的。所以從文學文本的繼承角度來講，《邊城》其實就是一部現代版的《桃花源記》。而《局外人》的文本根源，應該就是《卡拉馬佐夫兄弟》，因為《局外人》中的人物形象甚至是故事情節，和《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一些內容有很多的相似之處。

接下來再從寫作手法方面來談一下《邊城》和《局外人》。

前段時間我們聽了劉慶邦老師探討小說寫作的虛與實的一個講座。我個人也十分喜歡從虛與實的角度來分析評判小說作品。小說作為一種虛構文體，“虛”是它的本質屬性，但我們又必須承認，小說是必須要有現實基礎的，這個現實，就是“實”的那一部分。所以那些真正優秀的小說，都應該是既有虛的一面，又有實的一面，虛與實應該結合成一個平衡而又美妙的整體。具體到這兩部小說，從內容上來看，它們顯然都是現實主義小說，但我們又很難明確地指出，其中的哪些內容是真實的，而哪些又是虛構的。所以從寫法上來談它們的虛與實，可能會比較恰當一點。先說《局外人》。《局外人》是一個故事性比較強的作品，故事性可以說就是戲劇性，而戲劇性的存在是依賴于很多偶然因素的。我們看《局外人》中的情節設置，無論是主人公默爾索母親去世，還是默爾索和女友瑪麗的相遇，以及默爾索的殺人行為等，都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這些“偶然”，就是作品中一種“虛”的東西。那么加繆是如何將這些“虛”的東西平衡掉的呢？那就是采用了大量逼真的細節描寫。我們看加繆在寫默爾索的種種見聞和感受的時候，可以說是細致入微，密集而又煩瑣。加繆正是通過這樣一種非常“實”的手法，消解了情節中出現的一個個偶然因素，讓我們并不感到那些偶然因素的突兀和虛假。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局外人》中缺少了一些貌似“無用”的細節，它給我們帶來的真實感必然會大打折扣。我對《局外人》中的部分情節印象特別深刻，就是瑪麗到監獄里去探視默爾索的時候，文中有很多默爾索對于周邊環境和人物的各種印象的描述，這樣一些描述對于后面的情節發展是沒有任何推動作用的，但它們的作用是增強了主人公默爾索這個人物的真實感，因為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是必然會有視覺、聽覺以及其他感官能力的。所以在《局外人》中，加繆就是通過對于默爾索各種感官與感覺的密集描寫，建立起了人物與情節的真實感。而這種真實感消解了文中因各種戲劇化的情節所產生的“虛”的一面，從而達到了一種虛與實的平衡。

那么我們再來看《邊城》。《邊城》的情節是沒有太多戲劇性的。從寫作手法上來說，《邊城》采用的是散文筆法。我們在《邊城》里可以看到大量對于茶侗一帶地理風貌、風俗人文等的描述，非常有真實感。這樣的寫法顯然是一種很“實”的手法。那么《邊城》中的“虛”又在哪里呢？我覺得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散文筆法之外，沈從文也融入了一些詩的筆法，所以《邊城》既有散文的散漫，也有詩歌的凝練和意蘊，甚至可以說，它是在營造詩一般的意境。而意境是能給人以“虛”的感覺的。運用散文和詩的筆法，這也是一種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中國古典文學的主流，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就是詩詞和散文。所以《邊城》無論是從思想性還是寫作手法來說，都是非常傳統的，是只可能誕生在中國這片土壤之上的。《邊城》中的“虛”，還體現在另一方面，我覺得也是更為重要的一個方面，那就是對于人物的塑造。在這一點上，《邊城》的做法和《局外人》正好相反。《局外人》在不遺余力地求真，《邊城》則在一廂情愿地虛構。我不止一次地聽人說過，《邊城》中的人物都太假了，這成了他們不那么喜歡《邊城》的一個理由。但我覺得正是因為《邊城》中那些人物的假，讓這部小說在藝術上達到了完美的高度。我們看《邊城》中的人物，無論是他們各自的形象，還是他們彼此之間的那種關系，都是在現實社會里非常罕見的，而且我們不能忽視的，是當時的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個多么黑暗、混亂和艱難的時期，即使是在閉塞的邊城茶侗，真正的現實里也不可能沒有苦難和污穢。然而沈從文回避了這些，他讓一群幾乎是完美的人物來為邊城代言，這就充分說明了《邊城》不過是沈從文個人的一個夢幻，一種理想。這和陶淵明的夢幻和理想是一脈相承的。《桃花源記》之所以成為千古名篇，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桃花源記》里有人們千百年來一直都夢寐以求的東西。把在現實里并不存在的一些美好的東西虛構和呈現出來，這也許就是小說最重要的一種功能。小說有各種各樣的功能，比如說反映和批判現實，比如說教育、娛樂和宣傳等等，但這些功能，小說之外的文體也都可以做到。我想小說既然是一種虛構文體，那么它最強大也是最需要的一種功能，就是“無中生有”。雖然我一直在說小說中的虛實平衡，但我覺得小說中“虛”的重要性是遠遠大于“實”的——打一些不恰當的比喻，如果說“實”是大地，“虛”就是星空；“實”代表我們身在何方，“虛”則代表我們可以去向何方；“實”表明了我們是什么，“虛”則表明了我們可以或者應該是什么。所以從這個角度再來看《局外人》和《邊城》這兩部作品，《局外人》是“實”大于“虛”，它深刻地反映了現實，卻也止于反映現實，《邊城》則是“虛”大于“實”，它在現實的基礎上又加蓋了一個空中樓閣，既有如星空一樣美麗，也告訴了我們可以去向哪里，以及我們可以或者應該怎樣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