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是對創作的總結，總結過程中會得出文學發展的規律。如果能夠將正確的規律運用到兒童文學事業中去，必然對創作起到好的作用。

理論建設需要反思以往的歷史，向歷史當中尋找資源。但它更需要反思正在將反思者圍困在其中的并非過去的現實，反思當下的理論建設。

周瓊華：您在2011年獲得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與普及方面的最高獎“國際格林獎”，說明了國際對您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認可。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兒童文學的基本理論，可以說您是新時期兒童教學和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先行者之一。為什么您會如此重視兒童文學的理論研究？

蔣 風：2011年我去領格林獎時，聽到頒獎詞，我就馬上提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發展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這個榮譽應該歸功于中國全體兒童文學研究工作者。因此，我決定把此次獲得的100萬日元獎金在國內設置一個同類性質的獎項，讓我們所有在兒童文學理論上作出過貢獻的人來共享。

周瓊華：為什么您會覺得理論研究對于兒童文學來說非常重要？

蔣 風：兒童文學發展最主要的是創作，理論研究是對創作發展的歷史總結。如果不從理論角度好好研究創作的話，是很難提高創作水平的。

我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走上中國大學的兒童文學講壇，因為教學的需要從創作轉向研究兒童文學基本理論。當時革命勝利不久，中國兒童發生期的文學理論全部被否定。在這個學術領域，除了學習蘇聯兒童文學理論方面的著作和蘇聯翻譯過來的寥寥可數的一些論文外，可以說是一片空白。

我出版最早的是1959年的《兒童文學講話》，這是我兒童文學課程講稿的一部分。我一生的研究論著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兒童文學史，另一部分是兒童文學教材。史學是總結規律，教材是為了培養人才。文學研究是對創作的總結，總結過程中會得出文學發展的規律。如果能夠將正確的規律運用到兒童文學事業中去，必然對創作起到好的作用。

周瓊華：《兒童文學講話》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部具有兒童文學史意義的著作。在您看來，從您走上兒童文學理論研究之路至今，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走過了一條怎樣的發展之路？

蔣 風：我在1991年6月應邀出席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會議時所提交的論文《一段艱難而曲折的前進道路——四十年來的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正好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從關懷少年兒童一代的健康成長出發，大力倡導藝術家們為孩子創作。5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創作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而當時兒童觀與兒童文學觀比之新中國成立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一切都引起文學理論界的關注，因此帶動了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開展。從中國兒童文學的自身發展來看，1949年之后的17年間，除了譯介前蘇聯兒童文學理論外，似乎只有批判，沒有建設。當時有關兒童文學的理論探討和作家作品的評論，幾乎都為政治運動所淹沒。關于兒童文學應該塑造什么樣的形象問題、是否應該暴露陰暗面的問題、童心論就是人性論的翻版問題等等，差不多就是從一場場政治運動中派生出來的，被強烈的政治性批判所淹沒，沒有經過平心靜氣的學術研究，學術價值有限。

50年代的中國兒童文學研究主要是尋求外來的理論借鑒，翻譯介紹前蘇聯兒童文學研究成果，但已經逐漸形成一支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隊伍。這支隊伍主要由兩部分人構成，一是熱心于兒童文學研究和評論的作家，如陳伯吹、賀宜、張天翼、嚴文井等人；二是專門從事研究的理論和教學人員，如宋成志、陳汝惠、蔣風、陳子君等人。隊伍不大，但奠定了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的第一期工程，發表了一些有理論價值的作家作品論，在兒童文學基本理論研究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已經比較全面地明確了兒童文學的概念和功能。

1957年的反右斗爭后，一種泛政治化的意識闖入兒童文學研究領域，“突出政治”的批判文章幾乎布滿當時整個兒童文學論壇。在極“左”文藝思潮的惡劣影響下，兒童文學研究園地成了一片空白。“文革”十年更是對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和后果。

70年代后期，中國兒童文學研究領域進行了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工作。其中1978年在江西廬山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少年兒童讀物創作出版工作座談會，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呼吁全社會關心少年兒童讀物，破除“四人幫”遺留的陳規戒律，認真地討論了兒童文學的藝術規律問題，解放了思想，理論研究開始呈現復蘇局面。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80年代開始形成一支較為穩定的兒童文學研究隊伍。第二，全國各地高校開始設置專門的兒童文學研究機構，開設兒童文學課程，招收兒童文學碩士研究生。第三，兒童文學研究刊物開辟專門版面促進了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各種學術活動日趨活躍。

80年代末學界對于兒童文學與教育關系的論戰，則大大加深了人們對兒童文學特殊性的認識，推進了基本理論課題的發展。總的來說，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發展走過一條曲折前進的道路，吸取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從美學、心理學、文化學、民俗學等角度去研究兒童文學，努力建設和發展著具有中國特色的兒童文學理論體系。

周瓊華：與之前相比，當下的兒童文學理論研究是否有了一些新變，您怎樣看待這些新的變化？

蔣 風：時代在進步，兒童文學在發展。八九十年代的兒童文學批評與理論研究，是在“文革”之后撥亂反正、重新起步的。應該說在30年里，中國兒童文學建設卓有成就，一方面進行了必要的學術整理與發掘工作，一方面發揚了“五四”和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的兒童文學優秀傳統，不斷地拓展了新的兒童文學理論領域的進展，初步建構了兒童文學理論的框架，奠定了兒童文學的學科基礎。

1984年，由文化部組織、在石家莊召開的全國兒童文學理論座談會是一次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會議討論了兒童文學的特點和文學的一般規律性的關系問題，認真分析了“左傾”的文藝思想、教育思想的影響，強調要歷史地、恰當地估計發展變化的少年兒童特點，重視文學的共同規律，檢討和警惕過去兒童文學工作中的某些偏差。

理論建設需要反思以往的歷史，向歷史當中尋找資源。但它更需要反思正在將反思者圍困在其中的并非過去的現實，反思當下的理論建設。

20世紀80年代中期，兒童文學理論界對兒童文學的趣味性與教育性、成人化與兒童化、少年小說與少年心理等一系列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對這些問題能否給予一個有價值和有審美性的回答，實際上就是對一個研究范式的現代性提出檢驗。1985年前后圍繞這些問題的討論出現了傳統與新潮兩種聲音。執著于傳統立場的研究者堅持從文學性與兒童性的角度來闡釋這些問題，而新潮研究者當中則出現一些新名詞和新方法。這些蘊含豐富的理論術語和角度特殊的切入方式，讓獨立的見解和比較深入的觀念獲得了頗有深度的表達。這些新潮的研究比較活躍，但沒有改寫當時的研究范式。它只是一個更大的理論突破的前奏，較多地移植了其他領域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論。經過兩種聲音的交鋒后，80年代的中國兒童文學創作有了新的變化，就是文學性的回歸。

進入90年代以來，較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兒童文學理論著作出版，如1990年湖北少兒出版社的“兒童文學新論叢書”、1994年的甘肅少兒出版社的“中國當代中青年學者兒童文學論叢”等等。這些理論叢書開辟了兒童文學研究的新疆域，開拓了兒童文學研究的新空間，帶來研究的新方法、新活力，初步實現了研究范式的現代性轉換，為9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帶來另一個新變化，即兒童性的回歸。

文學性與兒童性的回歸讓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走上了科學的大道，是中國兒童文學走向繁榮的一個標志。

周瓊華：您在1979年就率先招收了全國第一個兒童文學碩士研究生，您認為兒童文學理論人才培養的重點和難點在哪些方面呢？

蔣 風：兒童文學創作人才不一定需要大學來培養，大學不可能培養一流的兒童文學作家，但兒童文學理論人才卻必須依靠積淀比較深厚的大學來培養。因為理論人才培養的條件是豐富的圖書資料和深厚的相關文化底蘊，我在浙師大設立了專業的兒童文學資料室，一共帶過9屆兒童文學碩士研究生，共16名，比如吳其南、王泉根、湯銳、方衛平、章軻、鄒亮、潘延、閆春來、湯素蘭、韓進等，至少有十來位都已成為如今兒童文學界的佼佼者。

關于難點，2003年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為《兒童文學在中國：作為一門學科處境尷尬》。又過去15年了，處境竟然絲毫不變，說來十分痛心。不說人事經費上的困難，更多的是行政、制度造成的困境。特別是兒童文學學科的地位問題。我在浙師大招收兒童文學研究生到第八屆時，畢業生有人都已是教授，浙師大還未取得碩士學位授予權，這形成一個十分尷尬的局面。雖然目前情況有所改善，但是兒童文學作為新興學科的地位還是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周瓊華：您覺得當前的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和批評還有哪些需要加強或重點關注的地方？

蔣 風：自新時期初發出“將兒童文學作為兒童文學來研究”這一振奮人心的呼喚以來，至今已經過去20多個年頭，許多關心兒童文學研究的學者進行了許多探索，提出了許多耳目一新的見解。如劉緒源、方衛平、王泉根、王俊英等人都從文藝學的不同側面切入兒童文學本質的某一方面。但從立足點到方法論上，都還未完全轉移到兒童文學立場上，將兒童文學真正作為兒童文學的系統研究，應該還有待努力。

20世紀8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曾經在教育領域努力為兒童發聲，對兒童的生存現狀進行思考，如《上鎖的抽屜》《今夜月兒明》《三色圓珠筆》《我要我的雕刻刀》等一大批優秀兒童文學作品以及相關評論。我仍被那段時期的思想、激情和良心燃燒的歷史所深深感動。今天的兒童文學研究關注教育現實的熱情好像減退了，批判兒童教育弊端的鋒芒沒有了，至少變鈍了。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描述的從“憂患”到“放松”、從“思考”到“感受”、從“深度”走向“平面”、從“凝重”走向“調侃”，這些現象值得我們思考，在這個時代多么需要《愛彌兒》《麥田里的守望者》這類關注兒童生存狀態的作品。當前兒童文學在研究方面的一種失語的狀態，是我們值得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