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近照

作者簡介：丁帆，學者。現(xiàn)任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1979年以來在《文學評論》等刊物上發(fā)表論文四百余篇，有《中國鄉(xiāng)土小說史》等著作三十余種。

一位哲人說過：“若要作圣賢，先要作豪杰！”然而，達到這樣的做人標準，恐怕在中國當代史上是鮮見的，只能說，在知識分子群里，無論是在逆境還是順境中，尚有一批人堅守著做人的道德底線。他們雖然沒有慷慨赴死的豪言壯舉，卻有著人格堅守的信仰。

或許，像章培恒先生那樣的人，就是這樣一群人中的翹楚。一直想為先生寫點文字，但是，總怕寫不好，好在“山高水長”專欄為我提供了一個斗膽書寫的平臺，如有寫得不到之處，尚祈復旦同仁們指教。

2011年6月7日是章培恒先生逝世的日子，歲月倥傯，時光翩躚，如今他已經(jīng)離開我們七個年頭了，但其音容笑貌時時縈繞在我的眼前。我常尋思，先生讓我久久不能釋懷的原因是什么呢？概括出來，皆為慕其性格使然，他做人與行文全無“海派”風格，倒是頗有紹興人的沉穩(wěn)運籌與內斂果敢，也帶有燕趙慷慨之士的江湖俠義性格。他的豪爽俠義、剛直不阿、獨思異想和幽默風趣的秉性，讓我逐漸走進他的內心世界。用一句俗話來說，章先生是一個不會裝佯裝蒜的人，一個從來都不以大道理壓迫人的人，一個不按常規(guī)套路出牌的人，一個充滿著江湖義氣的人，一個有著浪漫情愫的人，一個“有癖”的人，恰恰就不是那種“純粹的人”，所以，其“高尚”與否的評判也就因人因時而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甚至有點乖張的人，讓我敬重一生。

章培恒先生

與章培恒先生相識是在二十六年前的北京京西賓館，只見那時的他一頭曲卷著的頭發(fā)，不大的眼睛藏在金絲眼鏡后面，有一種漫不經(jīng)心的倦意，尤其是一坐在沙發(fā)里，便習慣地用手撐在面頰上，一副似睡未睡、似醒不醒的模樣，俄而睜開眼睛看世界，也是冷冷的，讓人覺得他是那種凡事得過且過、與世無爭、冷若冰霜、無趣無味的人，似乎只能敬而遠之。

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中文學科組成員如今有許多人已經(jīng)作古了，與我有私交的前輩學者并不多，其中大多數(shù)人除了工作關系外，平時接觸往來甚少，所以，只能記得他們在會上的種種言行（僅此也足以將那些年會上會下的花絮寫成一部長篇小說），而對于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狀卻并不了解。但是，章培恒先生就不同了，我們除了每年在各種會議上見面外，私下亦有交往，從陌生到熟悉，從有過節(jié)到心心相印，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動著我，其中有幾件事情讓我久久不能釋懷。

初見章培恒先生，只見他金絲眼鏡里瞇縫著的眼睛常常有撲朔迷離狀，只有遇到特殊語境和突發(fā)事件時，他的眼睛里才會放出逼人的光芒來。記得那次中文學科討論一批一級學科博士點時，一位分管司長坐鎮(zhèn)中文學科組，當時他言明：因某省高校并校，須得優(yōu)先照顧批準學科點。誰知話音剛落，就馬上遭到中文學科組的一些老先生們毫不客氣地反駁，章先生與另一位先生說：兒子還沒有生，就先給房子，這是什么道理？！此時坐在章先生對面的我，突然看到先前還半倚半躺在大椅子里似乎還在打盹的他，兀地坐起身來，其困頓迷離的眼睛突然發(fā)出光來，逼仄而跅弢不羈地望過去，先徐后疾、先抑后揚地抨擊了這種不合理的評審規(guī)章和現(xiàn)象。章先生挺起胸膛做人的這一幕永遠定格在我的腦海中，成為我日后在學術圈內和寫作領域里做人行事的一面鏡子。作為一個學者，一個現(xiàn)代知識分子，“曲學阿世”是為人不齒的道理，雖然在這個時代已經(jīng)鮮有倡揚，做一個干干凈凈的學者，也是要有勇氣的，誰都知道，有時講真話也是要付出代價的，然而，骨氣還是要有的：其骨，雖不能肩起那巨大的閘門，仍須有擔當；其氣，即便是宛若游絲，也要擲地有聲。

我以為，認識章先生應該是命中注定的，因為他也是我的老師曾華鵬先生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就讀時的同學。上個世紀50年代初，章先生與曾華鵬、范伯群、施昌東四位學生深得賈植芳先生的寵愛，賈先生經(jīng)常與他們探討學問并進行學術選題的指導，當這四位風華正茂的學子正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領域內縱橫馳騁之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疾風暴雨式的運動將他們卷入了漩渦。在波濤洶涌的風吹浪打里，每個人的表現(xiàn)卻是不同的。我無意臧否故人，也同意那只是每個人不同的觀念使然的結果，但是，我仍從中看見一個人內在的思想品格和性格特質，無疑，章先生在狂風暴雨中突顯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肩骨，雖然瘦小，還不足以扛起那扇巨大的閘門，但是，那種知識分子稀缺的“豪杰”氣質卻是令人敬佩的。

由于胡風集團案的牽連，章培恒先生在歷史命運的汪洋大海里不得以改變了學術方向，1956年以后讓他做蔣天樞教授的助教和學生，于是他就專攻中國古代文學去了。從此，中國現(xiàn)代文學痛失了一位有著卓然獨立風格的先賢，用章先生的話來說：我原來也是搞現(xiàn)代文學的！試想，倘若不是那場運動，章先生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學術道路上會走多遠呢？我深信，以先生的思想、才氣、秉性、聰慧和氣度，一定會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領域里舉大纛的領軍人物。在他的晚年，其所獨創(chuàng)的“古今演變”的二級學科是有大格局氣象的手筆，那年，當我們在復旦大學起草增設“古今演變”學科的報告時，就握筆凝思：與其說章先生打通古今之舉是打破文學學科壁壘的大手筆，不如說是先生完成了他一生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始終不滅的情結。顯然，那天章先生十分開心，他也破了因病不能喝酒的例，豪爽地飲了酒。

其實，章先生在上個世紀50年代已經(jīng)開始參與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學批評，這一點吳中杰先生在《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記章培恒先生》（原文最初發(fā)表在《上海文學》2005年第9期）中有較為詳細的敘述：“他寫過一篇文章, 批評《文藝月報》上對于路翎小說《洼地上的戰(zhàn)役》的批評。這篇文章沒有投出去, 但卻把內容告訴給老同學王幸祥。王幸祥很欣賞章培恒的見解, 回到他工作的新文藝出版社之后, 就把這事講給社里的一位編輯聽, 這位編輯的革命警惕性很高, 馬上寫了一篇《感情問題及其他》來批判這篇沒有發(fā)表的文章, 而且還以此為書名, 趕出了一本書, 并在附記中進行政治上綱。出版社又把這材料轉到復旦來, 當然也成為章培恒的一條罪狀。”

由此可見，章先生在介入中國當代文學時所具有的與眾不同的眼光。我想，以章先生敏銳的洞察力和獨特的思想，以及幽默的文學才華，他一定可以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卓越的批評家。

章先生似乎并不是那種須在自己研究領域里建構大理論框架的學者，因為他從來就沒有將自己定位于大師的位置，但是，他的真知灼見卻時常是振聾發(fā)聵的。從胡風案中掙脫出來以后，他師從蔣天樞先生治古典文學，吳中杰先生對其行狀有著一段精彩的素描：“仍舊‘囚首垢面’而讀詩書。那時他胡子不常刮, 頭發(fā)也不常理, 屬于魯迅所說的‘ 長毛黨’一類, 顯得很老態(tài), 我們同輩青年教師戲稱他為‘章培老’, 或‘培老’, 他也似應非應, 一笑置之。”這種“囚首垢面”之行狀僅僅是為了發(fā)奮讀書嗎？我卻從他的面目中看到了另外的深意。

無疑，章先生日后在古代文學領域里卓著的成就也許全依賴1950年代中期大量閱讀古典文獻打下的扎實基礎，但是，化創(chuàng)痛為奮發(fā)僅僅是表象，骨子里的那股豪氣仍在，用在其學術研究上，固然氣韻依舊也。倘若這個“囚首垢面”之人馳騁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疆場上，那肯定會在中國的文壇上主演一幕幕精彩的大劇，無論悲劇或是喜劇，即便是像堂吉訶德那樣與風車作戰(zhàn)的諷刺喜劇，也是會轟動震驚中國文學舞臺的，當然也會載入史冊。命也，運也！天生英才必有用，章先生放在哪里都有用，就是做官還缺少那種逢迎的圓滑，亦如吳中杰先生所言：“不過, 在我們這輩人中, 人生道路是很難自己選擇的。我曾對培恒兄說:‘如果沒有1955年的事, 你大概會沿著總支書記、黨委副書記這條階梯一路上去,現(xiàn)在說不定當上什么大官了, 但卻做不成學問, 成不了學者。’ 他說: ‘這也未必。后來那么多的政治運動, 憑我這種脾氣, 肯定不能過關, 總有一次要跌跤的。如果1955年不跌倒, 說不定以后會跌得更慘。’ 這話說得不無道理, 看來, 他也只能走學者這條路。” 似乎是學者之路淹沒了他仕途上的“輝煌”，卻拯救了他的生活之路，但是，他的精神之路卻是一生未變的，骨子里的那一口豪氣也是常在的。

那一年在揚州，傳說曾華鵬先生要調回母校，我們將信將疑，也不敢問曾先生消息確實否，直到傳言灰飛煙滅，才從曾先生嘴里知道上海的人事關系難辦，這一點后來在吳中杰先生的《海上學人》一書中得到了印證。在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記章培恒先生》中，才知道這原來是章培恒先生在主政復旦大學中文系時學科建設的一盤大棋：“還有一次, 章培恒忽然問我:‘你與范伯群、曾華鵬關系怎么樣, 能相處嗎? ’我說:‘他們是我?guī)熜? 關系一向很好。你有什么事?’他說:‘ 我想把他們二位調到復旦來, 再把你調到現(xiàn)代文學教研組, 加上這個組原有的潘旭瀾, 你們四個人合作搞一個學科點, 再培養(yǎng)幾名青年教師, 力量就很強了。’我一聽, 連聲叫好, 催他趕快辦。培恒兄也是說干就干, 但是事情卻并不順利, 最后是卡在人事處, 曾、范二位沒有能調進來, 這個計劃又流產了。”竊以為，如果當時這個計劃實現(xiàn)了，不僅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學科的豐收，更重要的是，將圓了章先生青年時代的那個一直耿耿于懷的現(xiàn)代文學情結大夢，那么，復旦大學中文系不僅具有強大的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科，而且還將擁有一支當時在全國獨占鰲頭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隊伍，可惜那時的人事制度不助復旦大學中文系也。但是，從這個動議之中，我們可以看出章先生在學科建設思路里顯現(xiàn)出來的雄才大略、行事風格和氣魄。

章先生是一個十分好玩有趣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十分嚴肅認真的人。一開始接觸，你會有敬畏有余而親近不易的感覺。一俟聊到興之所至時，先生的幽默和風趣就會讓你從他敞開的胸懷中，感到由衷的貼心親熱。你看章先生是多么坦誠，多么地接地氣，他做學問、搞教育，從事文學欣賞，均不端出一副做學問的面目和架子來。寫文章，從不取高頭講章的方法；講課演說，從不談高大上的理論，總是在比喻的句式與話語里，從深入淺出的故事中說出深刻的哲理。比如他反對所謂“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說法，你看他演講的題目就會在發(fā)笑中感悟到他的深刻——《我們反正是玩玩，得了愉快也就行了——關于文學鑒賞》：“在好多場合我們會聽到一個流行的說法，給作家、教師很高的評價——‘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據(jù)我所知，這個說法最早是斯大林提出的。但我想，這個說法本身就有點問題。人的‘靈魂’或者‘精神’本身就是靈動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個性。一個合理的社會、一種合理的教育制度，應該充分發(fā)揮人的個性，使人的個性不受限制地發(fā)展。”很有趣的是，章先生用堂吉訶德作比喻，諷喻了那種“寓教于文”的觀念：“總的來說，我們是為了鑒賞而去讀作品的，是為了愉快而去讀作品的，我們不是為了接受教育，我們也討厭那種把自己當作教育人的人去寫作品的作家。而我們通過閱讀感受到愉快以后，也許同時會對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起一點好的作用，使我們知道怎樣做人。”（原載于《人文通識講演錄·文學卷》，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版）這就是章先生富有個性的獨立特行的體現(xiàn)，其實許多人都持有這樣的觀念，但是如此發(fā)表意見者甚少。“怎樣做人”才是人文學科的價值核心內容，無此義項，一切學術與創(chuàng)作皆枉然。

章先生所有的觀點都是有內涵的，先生是熟讀過馬恩文藝理論著作的，他的文章常常汲取的是批判哲學的精華，而非那種將馬克思理論庸俗化、實用化的軟體知識分子見風使舵之論。在2017年的“章培恒先生與中國文學研究”系列紀念講座里，卲毅平先生在“章培恒先生的中國文學研究與馬克思主義”中的摘要中說：“章先生曾反復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資本論》《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神圣家族》等經(jīng)典著作，并將經(jīng)典理論與文學史論述融為一體，這充分表現(xiàn)出章培恒先生對馬克思經(jīng)典著作的深刻領會。受其老師蔣天樞先生嚴守漢學規(guī)范、重視實證研究等學術方法的熏陶，章先生亦形成了無征不信、無征不立的治學態(tài)度，并完成了大量的考據(jù)文章，對后來之人產生很大影響。”無關“中馬”還是“西馬”，章先生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顯然是與那種被歪曲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背道而馳的，因為他首先是把馬克思主義的靈魂置放在人性高度上的，是置于人道主義的立場上的，唯有此，它才能解釋得了我們這個異化了的社會生活的一切現(xiàn)象，才能穿越歷史的時空，讓學問與生活得以在人類永恒！這才是一個知識分子最大的職能，也是必須遵守的共同法則，否則，你就會永遠生活在“高尚”的假象之中，陷入那種無趣而卑微的泥淖之中。

有人認為章培恒先生是一個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史學家和批評家，我以為先生所持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固然受到了上個世紀50年代風潮的影響，但是他更多的是保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中的核心內涵，即社會發(fā)展歷史順應人性的內涵，以及批判懷疑的價值立場。

俄國批評家別林斯基說過：“我們的時代主要是歷史的時代。我們的一切思想，一切問題和對于問題的答復，我們的一切活動，都是從歷史土壤中，在歷史土壤上發(fā)展起來的。人類早已經(jīng)歷過堅信無疑的時代；也許，人類會進入比他們以前經(jīng)歷過的更加堅信不疑的時代；可是，我們的時代，是認識、哲學精神、思考、‘反省’的時代。問題——這便是我們時代最主要的東西。”（《別林斯基選集第五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看不到“問題”的時代，是一個違背了歷史邏輯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悲劇的時代。只有陷入哈姆雷特式的哲思詰問之中，人類人性才能夠得以前行與發(fā)展：是生還是死？將是我們永遠面臨的人生難題，這也是文學的難題，人文學科知識分子的難題。

人非圣賢，但應有豪杰氣。

望著這些遠去大師的背影，在21世紀的以后80年的日子里，我們守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