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新聞更多地給人們提供關于現實的信息，那么，文學還能提供什么信息？新聞無所謂世界的毀滅，而文學一定要拯救即將毀滅的世界。這便是新聞與文學的區別。

這一問題同時令我思考古代人們是如何看待現實和敘述現實的。在孔子之前，幾乎沒有什么私人寫作，也就是說，一切的寫作都屬于國家。孔子前后，我們看到有管子著述，有老子五千言。那大概是文人著述的開始，也是私人寫作的發端。直到56歲被迫離開魯國時，孔子才憤而著述《春秋》。今天來看，《春秋》是最早的私人寫作之一，它是史，也是文，當然也屬于那個時候的新聞，只不過是今天意義上新聞中的通訊、報告文學等。當下所強調的非虛構寫作大概與此相同。它開啟了中國儒家的文學觀、史學觀以及新聞觀。文學與新聞也一樣。文以載道是文學的法，而新聞也是以道義為宗。道才是真理，才是照亮真相之光。

無論是《荷馬史詩》還是《浮士德》抑或是《悲慘世界》，西方那些偉大的作家、詩人都在現實中尋找真理本身，最終卻都要到諸神或上帝面前才能找到，因為現實僅僅是流動的亂象，是無根的空相，只有被上帝之光照徹之時，一切才會打上真理的光芒，真相才成為其真相。此時，歷史才是真實的，黑格爾所強調的絕對真理與歷史主義才有意義，歷史才會有理性，也才會有偉大的沖動，而人便成為歷史中的一分子，人的一切才有意義。這大概是現實主義的哲學背景之一。然而，19世紀的現實主義并非簡單的現實主義，它頭頂著理想主義的尺規，以上帝精神和人道主義來審視一切。現實主義的兩座偉大高峰足以說明這個問題。托爾斯泰是一個虔誠的東正教教徒，但是他又不簡單地拘泥于上帝的教條，他想改造上帝的律法，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有對上帝精神的諸多探討。但在托爾斯泰的所有作品中，都處處體現著上帝的憐憫、寬容、犧牲與愛的精神，甚至他覺得這些還不夠，還要改革，要讓窮人擁有更多更美好的生活。假如沒有這樣一種被革新了的上帝精神，托爾斯泰就沒有了審視現實的尺規與燈塔，那些人生的亂相就沒有了評判是非的標準。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是一樣，在他看來，如果上帝精神只是一種理性精神，而沒有獎善罰惡的現實觀照，那么一切就毫無意義，那樣的上帝也無需存在，所以他以文學的方式展現了當時西方世界普遍對上帝精神懷疑時的種種情狀。他再次說明，現實主義是以偉大的上帝精神觀照下的一種文學敘事，是作家代替上帝對人世間一切愛恨情仇的審視。在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筆下，那些人不用再等到末世來臨才等待上帝的判決，而是在當時就可以逐一進行審判。所以，19世紀的現實主義才可能成為理想主義的張揚，才成為后世所崇尚的偉大的現實主義高峰。

現代主義是另一種現實的敘述，作家們在尼采的召喚下毀其神社，扔掉諸神的尺規，開始書寫人間亂相，于是，人在卡夫卡筆下成為變形的甲殼蟲，在加繆筆下成為毫無人情關懷的局外人，在薩特筆下成為人性偶然的相遇，在貝克特筆下成為等待戈多的孤魂野鬼。沒有禁忌，就不可能有圖騰，現在，一切禁忌都打破了，圖騰也便毀去。那時，一切學說都試圖證明人自身的偉大，試圖在實驗室里通過解剖而徹底戰勝諸神。古老的一切都在失去，人變成了可以控制的物或工具。所以，人在奧威爾那里成為一種地獄里生活的猛獸，人性被扼殺，自由被剝奪，人真正地處于無思的狀態，生活進入無常。

現代主義產生之日，也正是中國學習西方之時。雖然以托爾斯泰與陀斯妥耶夫斯基為目標，但我們始終學到的只是其形，無法學到其魂。故而最終失去了理想主義的護佑與人道主義的尺規，而使文學敘述留滯于表面的現實，而那些被塑造出來的高大全形象也在暴風雨之夜轟然坍塌。一夜之間，現實被人道主義的光輝重新燭照，于是，新的敘事重新展開。此時，有人仍然以現實主義的名義展開對歷史的挖掘、重述和對現實的審視。

但有一部分人走了一條新的道路，即先鋒作家。他們終于覺得自己內心的想法其實也很重要，個體的感受多么真切，而那就是他們認為的真實，那也是現實。于是，他們開始書寫內心與個體。但他們口頭上與前者為敵，前者也視他們為異類，殊不知，他們只不過是文學的兩個面而已，殊途同歸。那種《荷馬史詩》般的宏大敘事對于人類來講，是英雄再生、理想樹立、重建家園的必須行動，而那些個人的小情懷、小叛逆、小沖動又是千千萬萬個個體最為真實的生命寫照。如果只有前者，沒有后者，那么，現代歷史便無法展開，反過來，如果只有后者，沒有前者，那么，人類就會失去理想與目標，會陷入無常的現實的泥淖里徘徊不前，看不見前方的燈塔。

那么，到底我們拿什么尺規來審視現實，又以何種傳統精神來燭照現實，是值得思考的。假如是中國的傳統，那么，道便是那束光，便是照亮現實和審視現實的燈塔。換句話說，只有發現了光，找到了燈塔，現實才真正成為真實的現實，否則，它就是生活的亂象、洞穴里人的影子，是無明者眼里的色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