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現場

“他不是70后的那一群，而是這一個。”事實上，一旦我們用代際這種具有權宜色彩的批評方式為作家命名，就必定會造成大面積的遮蔽。這固然是文學史為時代賦形中不可避免的遺憾，但如果發掘出更多的金珠，那又何樂不為？7月15日，由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重點學科、山東師范大學文學與創意寫作研究中心及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語言文學學院聯合主辦的劉玉棟文學創作研討會在山東威海舉行。中國作協副主席、作家張煒，山東省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姬德君，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評論家陳曉明，哈爾濱工業大學副校長徐曉飛，山東師大文學院副院長張麗軍，山東師大文學與創意研究中心主任顧廣梅，以及呂周聚、何平、劉大先、馬兵、葉誠生、叢新強、張艷梅、叢治辰、劉新鎖、何瑛、王春波、張洪浩、劉愛玲、劉瑋、楊東霞等來自全國各地20余位學者、評論家參加了研討會。開幕式由哈工大語言文學學院院長史光孝主持，顧廣梅、何平教授主持學術研討，呂周聚教授作會議總結。

劉玉棟現為山東省作協副主席、《山東文學》主編，曾是魯迅文學院第一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山東省作協第一批簽約作家、首批齊魯文化英才。劉玉棟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發表小說，已發表作品三百余萬字，出版長篇小說《年日如草》、中短篇小說集《我們分到了土地》《公雞的寓言》《火色馬》等多部作品。

與會領導致辭

姬德君在開幕式致辭中說，劉玉棟伴隨著“70后”作家群從城市小說起步追逐文學夢想，同時也進行著對魯北鄉土的深耕追溯，在創作文學精品的過程中不斷拓寬創作領域，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激情，他的創作題材豐富多樣，既擅長敘寫魯北鄉村的濃郁鄉情，又能對城市化進程中人的生存狀態準確把握，以扎實沉穩的創作姿態和累累的文學碩果走在了文學魯軍方陣的前列。

黃發有回憶了他與劉玉棟相知相交的細節和過程，分析了劉玉棟作品在“70后”作家寫作中的獨立性，“他與潮流保持距離，因而有時也難免被忽略，其作品的價值也常常被低估。”黃發有表示，透過《年日如草》，可以讀出不少欲說還休的況味，劉玉棟的不愿放棄對世界的溫情向往，但又直視現實的痛感。“在玉棟的筆下，依稀可以窺見溫柔敦厚的儒家美學的滲透，我對他的創作前景充滿期待！”

張煒評價劉玉棟是山東創作品質非常高、創作狀態非常穩定的作家，他提出了解讀劉玉棟小說的四個向度：濃郁的詩意、深刻的根性、鮮明的語調和難得的謙遜。他認為，劉玉棟書寫鄉土并非題材問題，而是一種抒情的、詩意的審美氣質和品格；其根性來自他生活的土地、個人的經歷，他的情感、血脈早已融為一體，因此劉玉棟不是一位“合成”式的作家，而是“有機”作家；而且劉玉棟已經形成個人的語調，杰出的寫作都是如此；“難得的謙遜”尤為重要，因為“只有謙遜，才有親和力、感染力”，這是他創作的核心品質。

陳曉明認為劉玉棟對生活的虔敬使其形成本分、本真的書寫，他表示，“現實主義是所有書寫的基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都是對現實主義在充分把握前提下的處理”，在此意義下，劉玉棟的小說讓生活細節自然而然地發酵，形成了平易、自在的理想境界，顯現出難能可貴的現實主義態度和藝術自信。在對《幸福的一天》與當代文學其他進城主題作品進行對比中，陳曉明提出《幸福的一天》傳達了一種戲劇性的變化，是對《陳奐生進城》的重新改寫，讓生活主動地釋放是劉玉棟對時代變化的敏銳建構。

從80年代至今，文學魯軍為當代鄉土文學的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劉玉棟創作的精神血脈就主要來源于山東的廣袤大地。何平認為，“‘平原’是切入劉玉棟小說的關鍵詞，”，他以平原為中心，關注著平原的人情物理，用各種形式展現平原上人家的日常生活，把特別沉痛的東西不著痕跡地表現出來，《平原的夢魘》《平原六章》等一系列小說彰顯著平原審美客體對劉玉棟的影響，土地、季節、作物成為圍繞“平原”核心的重要意象。

張麗軍認為劉玉棟的思考打開了一個很好的窗口，他對文學本心的堅守和擔當非常難得，其鄉土書寫彰顯了大情懷、大視野，值得我們反復閱讀。

劉大先認為劉玉棟的兒童文學創作和安房直子之間有共通之處，即在淡淡的憂傷中讓人思索。人終歸要面臨自己的成長，成長的過程是社會化、世故化的過程，但《泥孩子》《白霧》等作品保持了“最初一念之本真”的美好情感。此外，在劉玉棟的兒童文學創作中，存留著從鄉土中國轉型到現代化中國過程中失去的經驗，他的風格、筆調、審美情緒都站在兒童的立場，綿綿不絕、底蘊悠長。叢新強、劉新鎖也充分肯定劉玉棟近幾年來兒童文學創作的突出成績，他們一致認為劉玉棟的兒童文學創作不是為兒童而兒童，沒有將兒童書寫幼稚化，而是在真與善的藝術境界中又拓展出“純”之境，并尋找到了獨特的兒童語言表達。

顧廣梅談到，劉玉棟的文學創作有不可多得的范式意義，從整體上觀照其藝術軌跡曲折往復，審美維度多元雜生，藝術內涵張力十足，提供了能彰顯豐富性與復雜性的典型創作范例。他的筆觸在鄉村與城市之間自由游走，時而回望、時而向前，他亦常常錨定在“生活”這一巨大之物的當下狀態，深挖出生活無處不在的限制性力量，寫出現代人無根的焦慮和逃離的沖動，而小說家隱身于平靜的敘述背后，任由危機四伏。

馬兵以劉玉棟為例子，反思代際寫作作為批評方法的有效性。“當我們討論‘70后’作家的時候，很多人還誤以為這代人的寫作風貌是城市的、破碎性的邊緣敘事等等”，但一個代際的作家最早浮出歷史舞臺的創作風格往往被固化為對這個代際的解讀，而作為“70后”作家的劉玉棟，他的創作已經溢出大眾對“70后”作家普遍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劉玉棟的寫作本身就是對代際批評的反證。馬兵論述道，用兒童敘事的方式處理鄉土苦難是劉玉棟寫作的一大特色，和普遍意義上的苦難表達不同，劉玉棟的書寫不是“震驚式”的而是“綿長式”的，打動靈魂又讓人心有戚戚。

葉誠生認為劉玉棟的精神面相非常接近現代作家馮至、曹禺等，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神秘氣質，這也就能理解他的作品為何始終是悲觀的，常常講述悲劇性的故事，他小說所能抵達的深度就在于最終召喚出人性之善的煥發，而作品中的父親形象尤為值得注意，父親的弱化是歷史失范的隱喻。

叢治辰解讀劉玉棟長篇小說《年日如草》時談到，“我覺得這是一個‘二平’結合的小說，前半部分像《平凡的世界》，后半部分像《平原客》”，同時，又不似這兩部小說的鴻篇巨制，而是致力于追求簡潔準確的美學品質，在漫長的文本時間跨度中顯示出了小說結構的法度森嚴，溫暖的詩意緩緩流淌到速度越來越快的城市故事，城鎮化過程中的世事變遷被敘寫得淋漓盡致。

與會專家認為，在經歷了先鋒派文學思潮的洗禮之后，劉玉棟選擇了回歸到相對獨立的傳統的審美格局，他小說中哀而不傷、溫柔敦厚的特點是個人的文學選擇和自我養成，而絕非是通俗意義上的美學策略，希望通過評論家和作家之間的真誠對話與學理批評，能給劉玉棟帶來新的思考，創作更上層樓。

會后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