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茂谷，山西臨縣人，中國作協會員。在《人民文學》《人民日報》《文藝報》《藝術報》等發表文學作品一百多萬字。著有散文集《回鄉十日》 等。

（楊忠平原創攝影《希望的田野》）

1

二姐家的新窯修好了，她急切地想讓我看到。等了一年，我終于等到一個回內地出差的機會，辦完公事，專程繞道去她的新家。我一路都在想，她見到我時會是怎樣高興得意的樣子？

二姐是我家最努力、最操心，和我最親近的人。

說二姐最親，不是說大姐不親。我這一代人，一般都有姊妹兄弟四五個，每個年齡差兩歲，大小間著帶。老大帶老三，老二帶老四。二姐帶我，跌東倒西一起長大。她老說，我小時候她一直背著，無數次尿在她背上。剛懂事時，她這樣說，我死不承認。再大一些，想想也是，可臉上掛不住，恨著說：“偏尿你！”再后來，她不說了。

我兒時的記憶里，二姐占了很大的位置。

二姐繼承了母親的心靈手巧，心又強。不幸的是兩歲前患小兒麻痹留下了后遺癥，一只腳萎縮變形。母親每次說起都后悔，念念叨叨：“看著學走路了，好好的又爬著不走。忙得管不上，感覺不對時，找了個小車車讓她推著走，就看見瘸了。”

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期，村里搞大躍進。大人忙得沒有白天黑夜，家家生活都緊困，顧了上頓沒下頓。小孩子小災小難不算病，長大全靠老天照應，夭折就是天收了。

不幸的母親們遇在一起時傷心嘆氣：“誰身上長的肉誰心疼呀！”

母親總念叨二姐的病，說歸說，又有什么辦法呢。

我一直為二姐抱屈，她要是能堅持上學，一定能成為一個更了不起的人。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和她一起恨那個讓她不能上學的人，恨命運對她的不公。

那時候上學總是勞動。國家要向共產主義邁進，不勞動怎么行。回想起來，那時的優越性也不少。村里的孩子只要愿意都可以免費上學，自己只花買本子鉛筆的錢。但要好好勞動。孩子們農忙時要參加生產隊的勞動，播種跟著牛屁股點種子，夏鋤提著罐子給大人送飯，收秋跟著掐穗背秸稈。歲數長著，勞動的強度和難度在前面等著。生產隊給學校劃有菜地、糧地，供老師的生活。這些地當然要學生耕種。學校還讓撿東西，杏核、桃核、舊布條什么的拿到供銷社賣錢。拾豬糞、牛糞送到學校的地里。勞動光榮，不勞動可恥。

二姐是個瘸子，但她愛勞動，愛集體，愛學習。字寫得整整齊齊，就像縫衣繡花時均勻的針腳。老師說她是身殘志不殘的好學生，只讓她干輕便活，不讓她到學校的地里干重活。

三年級時，村里調來一位新老師，改變了她的命運。

那是一位女老師，自帶公辦指標。高個子，長黑臉，脖子右側長個很大的瘤子，把腦袋頂著斜歪到左邊肩膀上。她的五官也就斜了，被她看著的人感覺十分不對勁。她脾氣不好，特別能罵人，可能覺得別人看她的眼神不對，看誰都不順眼。我還沒有上學，只懂得痛恨她對二姐的咒罵，把她看作惡毒的怪物。

她是公辦老師，有正式工資，卻比民辦老師更看重學校地里的收成，更重視學生的勞動。她很快發現二姐不參加學校地里的勞動，還發現二姐其實很能干，于是不點名批評，其實是指桑罵槐：有的人在學校是瘸子，回家就不瘸了，跑得比誰都快……這充分說明一個人的社會主義思想品質有嚴重問題。

這種批評，讓二姐心里難受得轉不過彎。好強的人臉皮薄，有殘缺的人更好臉面。二姐好強又愛認個理。殘疾是她心中不能碰的疤，誰要罵她“瘸子”，她會哭得死去活來。老師這樣的批評，戳到她心里的痛處，還上升到“社會主義思想品質”的高度。那個年代，思想品質出現問題，基本就算和階級敵人臭味相投，臭成一堆了。

二姐在家里哭得死活不去上學。母親去找老師解釋，說她不是不愿意去地里勞動，是大人可憐她不讓去，之前的老師們也不讓她去。老師要她去也可以，就是不要說“思想品質有嚴重問題”的話。老師立即感覺是家長上門找事，把問題想得更加嚴重。母親百般勸說，二姐回到了學校。“歪脖”老師卻不依不饒，罵：你個歪腿瘸和尚，想翻天，讓家長找麻煩。想翻案變天，真是癡心妄想。

母親勸說：“你上自己的學，又不是給別人上，把書讀到自己肚子里，任誰也罵不走。”

二姐畢竟只是個身患殘疾的孩子，她巴望老師能放寬度量，改變冤枉她的極端說法。老師覺得自己的尊嚴受到嚴重的傷害，更加拿二姐的殘疾發泄情緒。

二姐哭了白天哭黑夜，最終沒有打動老師的心。她只好離開了學校。兩年后，“歪脖”老師調走了。二姐上學的念想還沒有倒，可同齡的姐妹們都已小學畢業，她的學生生涯就此斷送。

2

二姐不上學了，跟在母親身邊學做衣裳，母親是無師自通的裁縫。我常聽左鄰右舍的嬸子大娘夸二姐手巧，見花畫出花，見魚畫出魚。捻毛線，裁衣服，納鞋底，繡鞋墊，見啥會啥。

二姐處處都心強。自從不上學，家里的活，地里的活，什么都干。做飯，喂牲口，鉆溝爬山挽豬草，啥都不落人后。

有一天下午，我跟著她一起去挽豬草。我們去了廟溝，走了很遠的路，在生產隊的莊稼地里穿梭。那年頭，人們挽豬草的籃子里總會藏點人能吃的東西，拿回家做飯時放進鍋里，讓筷子在稀湯寡水里能攪到點啥。生產隊為制止這種挖社會主義墻角的“小偷小摸”，會選性格孤直的鰥寡之人看田。看田人山上溝里轉悠，看到挽草割野菜的，隨時翻籃子底。發現“嚴重問題”，就會把人押到大隊部去處理。

那一次，我們的籃子下面壓了一些“問題”。黃豆地里間種油菜，油菜剛開花，肥厚的葉子油綠油綠，撒一點面粉蒸著吃，水嫩水嫩的一點兒都不苦。我們的籃子底，壓了厚厚一層油菜葉，太陽落山時高高興興往家走。走著走著，一抬頭，發現看田人站在前面的必經小路上，像是專門等我們。我們站住不走了，他也看著不走。我們慌了神，怎么辦？二姐決定與他耗。他不走，我們也不走，他來追，我們反身往溝里跑。一直耗到太陽落了山，黑黑的天幕拉下來，銀白的月亮升起來，把山拉出巨大的陰影。我們躲在陰影里，心想著不要怕，身體不停地發抖。

突然，溝里面傳來幾聲長長的狼嗥。我的頭皮一下麻了，像有根繩子往緊勒，頭發一根根豎起來，感覺一頭惡狼張著大嘴，正要從后腦勺子一口咬下來。我倆沒命地跑出來，看田人可能早就回家了，反正沒有見到他的身影。我們一路狂奔回家，家里人正慌著要找。夜露打濕衣裳，連驚帶嚇，第二天，二姐和我都病了。

這是我跟二姐干活的一次。我還沒有到上學的年齡，雖然像塊石頭土疙瘩，畢竟小，總是拖累她。

我跟著二姐長大，后來把掙工分當大事。那年頭，工分是農村人生存的憑據，分糧、分菜、分紅，除了按人口分一少部分，主要的東西都要憑工分。我家人口多，誰也不閑著，大人小孩人人有份。大人出工一天十分工，小孩可以掙到二到五分。

每年秋后修梯田是撈工分的好時候。自從大寨大隊的人民把雜草亂石的虎頭山修成層層平整好看的梯田，“農業學大寨”的紅旗插上虎頭山，村里每年秋收之后都要大修梯田。

我的家鄉是黃土丘陵地貌，古時候山上植被還好，人口也相對較少。山頂是樹，山溝是樹，人們只種山腰平緩地帶和山下平川的好地。延安成了紅色之都，家鄉與陜北一河之隔，很早就是解放區。八路軍和解放區人民同仇敵愾抗擊日本侵略者，首要的問題是吃飽肚子。為了吃飽肚子，就要多種糧食、多開荒。家鄉的大片森林很快變成了農田，糧食產量空前增長，每年的收成，是八路軍制定作戰計劃的重要依據。森林砍伐了，每個山頭留著一小片，遠看一個個山頭像容光煥發的漢子長著一頭烏發。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大躍進”，山頂的“頭發”全都剃光。樹木為大煉鋼鐵獻了身，光禿禿的黃土山被雨水沖得溝壑縱橫，每一場大雨都會帶來滔滔山洪。過去相對風調雨順的氣候變得暴虐無常，曾經的溫飽之地變得貧窮不堪。“農業學大寨”掀起修梯田的高潮，保水，保土，保糧食。那時候，所有的事都是“一大二公”，唯有修梯田計件掙工分。隊長在山坡地畫出一條一條的線，人們用方锨把黃土拍出一道光滑垂直的高塄，再把斜坡上的土取高填低找平，造出一條條次第平整的梯田。田里的土深挖三尺，才算暄暄的“海綿高產田”。工分按隊長步幅量出的長度計算，修得多，掙得多，有苦力的人一天能掙到幾十個工分。

我家自然不甘落后，分組行動。我跟二姐一起干。修梯田最難的是拿方鐵锨拍塄，要力氣，還要技術。先沿隊長畫出的線把土堆起來，再拿方锨對著濕土一腳垂直踩下去，挖一锨方方的土端起來，在空中劃一道弧線，反手扣到土堆上，再用锨面拍實，形成垂直的土塄。層層高筑，達到兩米高。一锨濕土十幾斤，鏟起來，揮出去，空中反轉，一點不灑地翻回來，準確拍到指定位置，沒有力氣，缺少技術都做不到。二姐因為殘疾，在全家個子最矮，力氣也最小。可每年修梯田的一個多月，她一天不落。那時學生每年放寒、暑、秋三個假期，修梯田時正是秋假期。我跟著二姐，給她打下手填土，后來也能熟練地反手拍出光滑垂直的土塄，單獨掙一份工分。

3

二姐心靈手巧，啥都不輸人，因為殘疾，嫁給老實巴交的二姐夫。她食指很長，幾乎要超過中指，算命的說食指用來指督人，這樣的手相一輩子都能說了算，進了公家門，肯定能當官。二姐夫一身好力氣，一副好脾氣，任她如何說，從不生氣。二姐多少次說她實在憋氣，里里外外，大小事情全要她一個人拿主意，全家連跟她吵嘴的人都沒有。還真應了算命的話，她是家里的絕對“領導”。當初說親時，母親知道二姐心強脾氣倔，受不了委屈，說要找一個身體好、脾氣好的，家里窮點也不怕。聘禮什么都不要，只要一架縫紉機。二姐夫本人的條件對上了，縫紉機也買了，可他家里實在是太窮了。

他們村離我們村翻山抄近道十里路。我第一次去她家，被那可怕窯洞震驚了。從山上往下走，半山腰出現了幾戶人家，一條很窄很陡的小路斜通到一個小院。小路窄到不能兩人并行，挑一擔水，扁擔只能側著通過。收秋時，背一背莊稼，身體朝里，背子朝外，側身挪著走。一旦失去平衡，就要掉下深溝。進到小院，其實也不算院，只是半山腰開出的一個無阻無擋的小平臺。平臺靠山就是她家“一炷香”式的土窯洞，從沒有鏨齊整的土崖上直接挖進去，四周還長著雜草。我感覺那根本不是住人的地方，充其量只能用作放柴草，就連圈牲口都不安全。進到里面，黑得啥也看不清，眼睛適應好半天。定神往里走幾步，就是鍋臺和炕，兩邊靠墻一邊是兩只木箱，一邊是幾只放水和糧食的黑瓷甕。最醒目的是炕上的新被褥和門口的縫紉機。天哪！炕頭上面的窯頂居然有一條裂縫，一根橫木在兩頭撐著，防止塌下來。那窯洞，無論從寬度還是高度，遠不及我家的三分之一。我家雖不富裕，住的卻是祖傳的三孔石頭接口大窯洞，每年粉刷窯里，糊新窗紙，要用長凳搭架子，踩著梯子才能行。窯面由長方體石塊壘成，石面鏨出細細的石紋，窯頂上伸出一排整齊的屋檐，阻擋雨水對窯面的沖刷。門口是二米多寬的圪臺，圪臺下是寬寬的院子，與正面窯洞相對的是一排三間瓦房，一間放雜物，一間做牛棚，一間放柴草。大門東南開，門外圪塄下是大路。大門正對的是小河自然形成的瀑布和下面深深的翠潭。那是我們清新自然的小山村。二姐家也是一個小山村，卻有如此巨大的差別，她的腳還不方便。

她見我來，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我啥時能修起新窯，離開這個黑窟窿呀！”

這句話成了她人生目標，二十多年省吃儉用，拼了命向這個目標奮斗。

她一嫁到那個村，就是村里最好的裁縫。她說掙幾個毛毛小錢，管嘴勉強還可以，要攢夠修新窯的錢，不知要到哪個驢年馬月。

好在離得不太遠，她實在憋屈得不行了，就回家來住幾天，有母親給她說叨寬心。那時母親已經病得很重了。

第二年，母親撒手而去。她再回家來，永遠不再是尋家寬慰，而是操勞我們的事情。

又過一年，她生了兒子。婆家沒有人管，二姐夫來請娘家人。娘親已經不在了，只有父親和我們幾個光頭弟弟。我上高中，當時正在放暑假，只有我去給她伺候月子。

二姐沒有嫌我這個弟弟毛手毛腳。左鄰右舍的人到她家來串門，她很勁夸我心細，做飯好吃。我就不停地變著自己會的幾個花樣給她做飯。煮小米粥、搟面條、揪面片子、蒸發面饃。她在炕頭指揮，我按她說的操作，這一頓做不好，下一頓重來。她越夸，我越有心勁，還覺得自己真的很能干。直到自己娶妻生子，才知道伺候月子遠非馬馬虎虎做點飯那樣簡單。

我在她家整整一個月，每天晚上睡著之前，看著窯頂上那道長長的裂縫，擔心什么時候會突然塌下來。這個窯洞就會變成我們的墳墓。這個念頭一出現，我會覺得不吉利，就要克制不要這樣想。但這個念頭卻像一根剌，越克制，越往心里鉆。我只能做到不把心里的擔心說出來，說出來會更加不吉利。以后每次去她家，忍不住要看那道裂縫，好像沒有什么變化。我暗暗祈禱土地爺，保佑那條裂縫永遠不要擴大，保佑這黑黑的窯洞永遠不要塌下來。

二姐修新窯也成了我的心愿，經常不自覺地主動和她說起。

外甥學走路了，我們擔心他從那沒有院墻的院畔掉到下面的溝里去。二姐修新窯的心情就更加緊迫了。

二姐和母親有一樣的好心，給村里人做衣服收錢很少，裁剪下的布頭要全部包好給人家。村里的姑娘媳婦找她要個花樣子、鞋樣子，問她織毛衣的各種花樣針法，她都能給一一滿足。她到哪里都有好人緣。村里人都知道她一心想修新窯，就隨著她說，你這樣有本事、有好心的人，住這樣的黑窯真是受屈。

二姐的公公在一家國有煤礦當工人，他一開始就承諾，等二姐和二姐夫結婚后就給他們修新窯。他們結了婚，有了孩子，他繼續承諾，將來一定幫助他們修新窯。二姐夫還有個弟弟，眼看著弟弟老大不小還沒有找下媳婦，她公公答應開始修新窯了。二姐有了看得見的盼頭，趕緊張羅。她找村里的干部，很順利地批得溝里平川地，修四眼窯洞的宅基地。

來年動工，二姐勁頭十足，信心百倍。開始她想自己雇石匠修，最后實在苦于管不過來，就花幾千元承包出去。但工地上的事情她還是不放心，整天跑得腳不沾地。幾個月緊忙乎，辛苦勞累，工程終于竣工了。四眼嶄新的石頭窯洞修起來，二姐高興得睡覺都在笑。說好兩兄弟一家兩眼，緊接著就給弟弟找媳婦。弟弟結婚了，新進門的弟媳尋死上吊要獨占四眼新窯。二姐的公公無奈妥協了，二姐嘴上說堅決不行，最后也沒有了法子。看著辛苦修起的新窯空著，自己還住在黑窟窿，心頭氣憤難平。

那幾年，我早已遠離家鄉。二姐和我無法見面，每次通信都說這件事，我也為此氣憤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