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過來的外國文學，雖然曾是年少時最為熱衷閱讀的，但檢點所藏的舊版中也其實并不多，因為以前認為翻譯文學的舊版收藏價值有限，所以不怎么專門買，后來想買的時候價格已十分昂貴。所存的舊譯本，多是從前偶爾買的，要么覺得較為罕見，要么喜歡其裝幀，或者是書品好，總之是具備以上一點，價格又不貴而買回來的，這里也只是檢其中自覺有意思的隨意說而已。

鄭振鐸編的《世界文庫》，為上世紀三十年代印本，九十年代時還是舊書店很常見的書，談不上珍貴，很便宜就能買一冊。需要說明的是這套文庫有兩種不同版本，其一題名《世界文庫》，為十二巨冊一套。我對大套書一直都不喜歡，若買這套書的零本，文章多不全，等于買了一冊殘書回家。還有一種是單行本，每冊一書，用原書名。這種是我喜歡買的，因為每冊都是全本，開本和裝幀也很合我的意，為膠布壓花硬面的小十六開本（開本特大），書脊燙金，有的還有精印插圖。買這種單本，可以逐冊仔細挑揀，一本一本的從容購置，就沒有考慮收齊的問題了。據《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綜錄》，這套單本有十五種，是根據上海圖書館的館藏所著錄，也未必完整。現在市場所流傳的這種單本，書品好的很少，因而只有書品好的才值得收集，書品不好的話買來確實沒什么意思。我收集此套書也僅有五六冊，其中兩冊是譯者李健吾的題贈本，分別題贈林徽因和沈從文。

《司湯達小說集》李健吾贈沈從文，1936年6月初版本；《圣安東的誘惑》李健吾贈林徽音，1937年1月初版本。

記得謝其章兄曾在網絡購得其中《冰島漁夫》一冊，因為是有書封的，所以高出市值若干倍。但這書從來沒聽說有書封，經我們仔細辨認，書封為偽（謝兄指不勝屈的上當之一）。我所藏的之中也有《冰島漁夫》，近日特別翻看，見前后空白頁寫著情詩，為女性筆跡，乃是昔日情人相贈的遺物，這個早就忘記了，當然這也并沒什么價值。

郭沫若翻譯的《浮士德》，二十年代由創造社出版，初版本為小三十二開道林紙印，首頁有歌德畫像，環襯印彩色玫瑰花瓣（再版時取消），看上去十分華麗，但只譯了第一部分，直到戰后四十年代，才由群益出版社出版全譯本。全譯本1947年11月初版，為二十四開本一大冊，平裝有護封，用上等紙印。此書從德文以詩體譯，原書斯特芬（Franz Staffen）畫的鋼筆畫插圖，題頭畫和尾花，以及裝飾都印在書里。整幅的插圖一百三十幅，則另書印成《浮士德百三十圖》出版。這冊全譯本的《浮士德》以前在報國寺得到一冊，好書品并有完整的護封。《浮士德百三十圖》也由群益同年出版，有四種裝幀：報紙平裝本八百冊；道林紙平裝本五百冊；沖皮面精裝和布面精裝本各一百冊。我所藏的為沖皮面本，買的時候三千元。最早的二十年代創造社版已經不在了，與其它的幾冊郭著書籍和書商交換一冊蕭紅的《商市街》，為文學叢刊中的藍布面小精裝本。

《浮士德》全譯本，1947年11月初版本；《浮士德百三十圖》，沖皮面本（印一百冊），1947年初版本。

戰后四十年代有好幾家出版社出翻譯文學，如新知書店、文光書店、上海書報雜志聯合發行所等。大概因為這一時期物資缺乏，不同于二三十年代的那種風格各異，這些出版社出的翻譯文學書裝幀都很類似，都是小三十二開的平裝報紙本。但我有一冊托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韋叢蕪譯本，1946年文光社初版，是合訂的沖皮面軟精裝一巨冊，封面題金字，有插圖。除這冊以外，這種軟精裝合訂本我再沒見過第二冊了。

《罪與罰》1936年12月初版本

在新街口舊書店曾買過一冊俄文版《堂·吉可德》，為大開本布面，1940年版。我自然不識俄文，買這本書是因為其中有多雷的全份插圖，計有二百一十幅，而且翻印的十分精致。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e，1832-1883）為《堂·吉可德》畫的插圖最為著名，不知道國內的譯本有沒有收他插圖的版本，根據我的經驗，既使有也很少可能收全份，而印刷則更不行。我收藏的一冊為1954年作家出版社的版本（伍實譯），這是個很流行的版本，插圖復制法國畫家央貝里桑（Yon-Perrichon），雖然也有七十幀，但幅面十分狹小，比之俄文版的印圖則差得遠。我還有一冊十九世紀倫敦版《大衛·科波菲爾》，插圖是布朗（H. K. Browne）的銅版畫，這也是原書最著名的插圖，很像是原版所印。此冊封面貼有寫“朱虹”兩字小簽條，乃是英美文學學者朱虹先生舊藏。此書董秋斯的譯本（1958年版），也是收布朗的插圖，雖然收全份是很不錯，但圖幅略有縮小。國內翻譯文學書的插圖，雖然大都選擇名插圖，但多數不全，印刷也只能以馬虎形容之，所以難稱是完美的書冊。

《大衛·科波菲爾》（上下）1958年4月初版本； 《神秘島》（凡爾納著）1957年4月版。

讀翻譯文學而找可靠的譯本其實是不容易的事。據嚴復的標準，好的翻譯要做到信達雅，但這是理想化的說法，很難實現的，如譯過英日文和希臘文的知堂曾說的：試圖將別種文字的文學譯成漢語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即使能夠做到達意，原作的風格還是無法傳達。這說的是很確切的。我對翻譯文學沒有研究，因而也無法說哪個版本好或是哪個版本不好，因為這首先要能讀懂原文，其次還需要兩種文字的文學鑒賞力，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的話，恐怕要花費半生的精力，所以就我們普通讀者而言，其實只能根據譯本的漢語水準推斷譯文的好壞而已。

因為以前喜歡讀外國文學書，依靠閱讀的經驗，依想當然的看法，以為譯本書中五六十年代的質量好，其根據是多為名家翻譯，文辭淵雅，表達有風格。另外是認為那時對文學翻譯一事態度嚴謹，所以粗制濫造之作品似應該不多。八十年代出的書也很不錯，經典作品多數為翻印著名的譯本，而翻譯介紹的當代文學也十分嚴肅，有兩本書至今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一為黑塞《在輪下》；其二為索爾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

蘇聯的書是我少年時讀的最多的，雖然其多數現在看來沒什么閱讀價值，但看見書況保存好的熟悉的舊版，總是忍不住想買回家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青年近衛軍》是我少年時讀過很多遍的書，前者我有一冊1953年的大開麻布面本，這是一冊經典的譯本。七十年代還讀過新的譯本，忘了譯者是誰，認為與老譯本相去甚遠而無法卒讀。《青年近衛軍》很長時間都沒有，因為要找好書品的，直到最近獲得一冊，為中青社1954年初版，書品堪稱完美。此種買來懷舊的老書還有另外兩冊，也是那時的經典，為精裝本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和《卓亞和舒拉的故事》。

《被開墾的處女地》，1954年八月版； 《青年近衛軍》，1954年9月初版本。

五六十年代的經典名著譯本，見到好的就喜歡買。這一時期的書因為年代并不久遠，流傳的也多，買一冊不是難事。但若是要求苛刻，只買書品佳的精裝本，那就難了，檢點藏品也沒有幾種，如肯特插圖的《白鯨》；馬克·吐溫《密西西比河上》；王佐良譯《彭斯詩集》；喬叟《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石川啄木詩歌集》（周啟明、卞立強譯，印三百〇五冊）；錢君陶裝幀《德沃夏克傳》（印二百二十冊）之類。傅雷所譯的巴爾扎克著作，六十年代有紙面精裝本，插圖為另紙印，但五十年代版的裝幀則更好，這個版本我有《夏倍上校》一冊。此外《都爾的本堂神甫》和《攪水女人》兩冊精裝本印數只有五百。傅雷喜歡印特殊的版本，他的不少書都有特印本，印數稀少。三十年代譯的《貝多芬傳》有三種印本，為普通報紙本、加拿大紙本和宣紙本，后兩種為特印。這本書的普通紙印本，不知為什么一直只賣幾十塊錢，至今如此。在他早期的譯本中，還有幾種也是有特印本的，我有民國駱駝書店版四冊本的《約翰·克里斯朵夫》，但曾在早期網上拍賣見過一套紅沖皮面精裝本，為沒聽說過，可惜沒能買到。

《石川啄木詩歌集》（印三百零五冊），1962年1月初版本；《夏倍上校》，1954年11月版。

更早期的翻譯文學書，也就是晚清的譯本，也收藏有幾冊，比如《迦茵小傳》和《黑奴吁天錄》，兩種都是林紓所譯。前者為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的初版本，一部兩冊；后者是文明書局也是光緒三十一年版本。林紓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有三部為最有名，此為其二，還有一部是《巴黎茶花女遺事》，這本書的玉情瑤怨館版木刻本，目前大概售價最高。《迦茵小傳》的出版也曾轟動文壇，使中國讀者誤以為作者哈葛德為英國文學大作家，而其實乃是二流通俗作家。錢鐘書認為林的譯筆比哈葛德原著高明得多，他寧可讀譯文也不愿意讀原文。《黑奴吁天錄》的文明書局版不是最早的版本，最早的版本是武林魏氏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出版，木刻線裝四冊。

《迦茵小傳》（上下），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初版本； 《黑奴吁天錄》，文明書局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版本。

福爾摩斯的探案小說，據研究者說是清末至民國其間翻譯版本最多的，最早的翻譯是刊載在《時務報》1896年，由張坤德譯四篇，然后于1899年由上海素隱書屋印行單行本，書名《包探案》。我收藏的一冊也是很早期的，為文明書局1902年出版的《續包探案》，署名警察學生譯，收文七篇，小十六開本道林紙印，大概是福爾摩斯探案的第三個單行譯本。最早以“福爾摩斯”為書名是由小說林出版社（曾樸創辦）開端，名為《福爾摩斯再生案》，第一冊出版于1904年，共出約二十余冊。

《續包探案》，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版本。

《魯濱孫漂流記》最早的譯本為錢塘跛少年（沈祖芬）所譯，題名《絕島漂流記》，杭州惠蘭學堂1902年出版，這個版本很難見。阿英《晚清戲曲小說目》著錄為木活字本，但我見過此書一次，實際是鉛印大字本，阿英的著錄有誤。此書流行的版本是190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林紓譯本，收在說部叢書中。我有這個版本的1914年再版本，并《續記》共四冊。說部叢書的民國再版本遠不如清末印本好，清末的印本都是用道林紙，民國版則改為薄報紙，封面也由彩色印改為單色印。此書還有一個譯本鮮為人提及，是宣統二年（1910年）出版，名為《絕島日記》，譯者周砥。筆者藏這個版本的初版，為群益書社發行，藍膠面精裝三十二開本，一百一十五頁，英漢對照。清末的魯濱遜單行譯本應只出過上面這三種。

晚清的翻譯文學書是近代翻譯文學的起源（更早的零星譯本不論），這一時期最早的譯本不知是哪一本，我見知堂《明譯伊索寓言》中說，他早年在東京上野圖書館見過1840年廣東出版的《意拾蒙引》（即《伊索寓言》），而且還作了題解記在筆記中（筆記已丟了），他記得是英漢對照的洋裝本。這大概是很早的洋裝譯本，估計在國內早已失傳。現在能見到的清譯本多為商務印書館的“說部叢書”和小說林社的“小說林”版本。這一時期的翻譯，很多都是意譯，或者節譯，還有的甚而摻以己意加以改寫，比如曼殊所譯的《慘世界》，本來是翻譯雨果的《悲慘世界》，但他卻在其中加入自己的故事。所以清代的翻譯文學書，多只有歷史價值，除了幾部著名的譯本，以及少數精心譯作之外，閱讀的價值并不高。

我準備花一筆錢買的書可能只是“譯文叢書”中的某一種。這套叢書是巴金于三十年代編的，分兩種裝幀：平裝本和精裝本。平裝本我已有兩種《情感教育》和《巡按使及其它》，書品都很好，還保留著完整包封紙，然而這套書的精裝本要比平裝本好看的多，精裝本為膠布面裝，書脊花紋燙金，印數不多所以難以獲得。現代文學館巴金的捐書中還有更好的，為黑色沖皮面裝，金字，估計印數也就是寥寥幾冊。當然我其實只想得一冊好書品的普通精裝本。記得許多年前曾在潘家園見到一冊精裝書放在臟塑料袋里，詢價為五百元，嫌貴也沒看是什么書，后來被吳興文兄買到手，正是叢書中的《獵人日記》，更有甚者，扉頁還有譯者耿濟之的簽名題贈。此事至今想起來還不免耿耿于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