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起《花城》雜志推出的“花城關注”欄目，雖然時間并不長，但具有特殊意義和重要價值。其意義不僅在于對年輕寫作者的發掘和推薦，對隱秘的文學現場的介入與去蔽，而是在于這一已然發生，或者正在發生的重要事件帶給我們的“文學”啟示，比如我們如何面對“新”的時代“文學的發生”，如何審視“新”文學的“文學性”，如何思考“文學是什么？”等等。

“邊緣”的活力

這個時代，文學的邊界一方面在拓展，另一方面也在收縮，一方面是大眾化的其樂融融，一方面是圈子化的孤芳自賞。這當然是作家面對的共同現實，但對于“新”的青年寫作者來說，這樣的矛盾和困境尤其突出、尤其重要，也難以擺脫。可以說，在文學的權力場域中，青年人想要贏得一切，就有喪失一切的危險。

因此，對于一個青年寫作者來說，“冒犯”基于一種共同責任的“冒犯”變得意義重大。正如該欄目主持人何平在《開欄的話：一個報信人，來自中國文學現場》中所言，“但每個時代還是應該容忍搗蛋的文學壞小孩，只是對今天的年輕作者，做一個壞小孩難度更大。想象中，應該更多一些年輕人不計得失的冒犯和反叛，而不只是謹守文學慣例，因循文學既有秩序，或者沉湎于一種彼此接近的同人式寫作時風。”

當下文學界對于青年人的期待，事實上暗含著一種內在的沖突，“青年”寫作的無望之望以及“正確”和“錯誤”交織的復雜心理期待本身就意味著青年寫作的難度。對于青年人的拔苗助長和無節制的“澆灌”與“鼓吹”，正在成為“青年寫作”新的時代癥候和精神災難。“花城關注”顯然是獨辟蹊徑。它關注的青年，大都是主流文學界之外的青年寫作者，他們有著更具延伸性的身份，比如導演、編劇、媒體人，他們與大部分體制內的寫作者不同，他們是“邊緣”的、“隱秘”的，是不被評論界密切關注的一些“另類”寫作者。“另類”當然并不意味著“成功”，相反，往往注定了“失敗”，但“另類”也代表了活力，同時也預示了一種新的可能。這種新，從進化論的視角來看，雖然不是文學意義上的進步，但確昭示了未來。“無論前代作家多么有創造的活力和勇氣，他們終將衰老和退場，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學記憶。‘新’文學和‘新’的文學時代最終還是要移交到‘新’人手里。”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有能力接過這時間的“權杖”，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未老先衰。但如果我們還對青年寫作寄予希望，“花城關注”可能會打開一扇從縫隙中透著光亮的窗。我不得不承認，“花城關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我對當下青年寫作的偏見和固念，確實，他們寫得并不壞。

“稀缺”異質的可能性

我之所以說他們寫得并不壞，當然不是討好和恭維，因為這樣的取悅毫無意義。這些青年作家的寫作，當然依舊十分依賴個人的經驗，也仍舊難以擺脫這個時代的沉重現實，但毫無疑問，他們的寫作本身絕不是個人化的、不是現實性的，而是有著公共性的復雜面向和現代性的審美傾向。

當這種個人經驗具有了自我的個性，當這種現實的圖景具有了現代的屬性，文學才真正復原了它本真的“復雜性”，也才擁有了它令人期待的“異質力量”。“異質”當然意味著與眾不同，意味著別開生面，但這種“異質”不是單一，不是極端，這種“異質”是多元的、理性的，比如在萬瑪才旦的作品里，“異質”體現為一種特殊的民族性；在柴春芽的作品里，“異質”表現為一種鮮明的反抗立場；而在唐棣的作品里，“異質”則呈現出一種極其不安分的狀態，并制造出文學的“新噪音”。在一個個性逐漸成為文學創作的一種“幻象”的時代，這些五彩繽紛的“異質”，昭示并預言著青年寫作將走向另一種“可能性”。

“花城關注”欄目里的作家，大都是看上去有些另類，并且時刻變換著創作姿勢的年輕人，他們只是在做那個不同尋常的自己，只是在“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只是在竭力地“不讓自己快速地成為年輕的‘老年作家’”。青年作家，并不意味著不成熟，也并不代表著年幼無知，但一個成熟的青年作家，他應該敢于“直面自己的無知，甚至靈魂深處的幽光和陰暗”，當下的許許多多的青年寫作者，獨獨缺少這樣一種自我的審慎和警醒。

“形式”實驗的探索

新媒介對于文學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但對于傳統文學來說，文學期刊依然是最為重要的陣地。“文學期刊作為當代文學重要的傳播中介，通過對文學信息的選擇、組合與改寫，引導著文學的發展趨向，而作家與讀者的趣味又影響著期刊的編輯方針與傳播策略，作者、編者、讀者在復雜的三邊互動中構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學場域。”這個文學場域其實就是當代文學的創作格局和發展路向。

何平在與唐棣的訪談中說，沒有先鋒實驗的文學是不正常的。正是秉持著這樣一種文學觀念，“花城關注”做了一些實驗，比如動用30多頁的版面發表朱宜的長篇話劇劇本，做了一個電影導演的小說專題。接下來，何平說，還想做一個“歌與詩”的專題，將文學與當代流行音樂相結合。我們要開放文學的可能性，不只是接納各種各樣的作者，寬容各種各樣的文本，而且要從整個文學生產的過程入手，甚至在整個社會結構層面上激活文學的潛能。

是的，文學創作不就是一次次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嗎？不過，以中國當下的文學創作傾向和審美趣味來說，基本上決定了當代文學比較單一的“現實”特性，同時回避了各種各樣的“溢出”和“意外”。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說：“小說的未來是和產生并欣賞它的那個社會的未來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小說的未來，就是文學的未來。這個注定喧囂、復雜、不確定的現代社會，開放的不應該是蘊含著豐富的現代性、突變的偶然性、鮮亮的創造性的文學之花嗎？

“花城關注”讓我們看到了《花城》雜志的努力和不同，其開放和可能，體現的是雜志自身的前沿性和先鋒性，它“充盈著探索文學在我們時代‘可能’抵達邊界的精神氣質”。青年、異質、實驗，“作為寫作者，理所應當貢獻的應該是不同的現實感受、不同的文學經驗、想象和不同的文學形式，我們的欄目就是要讓這些‘不同’的可能性、多樣性和差異性一起浮出地表。”而如果從“作為生產者的作者”的角度出發，“花城關注”最大的意義或許就在于，它啟示我們“必須從一個多么廣闊的視野出發，來借助我們今天形勢下的技術條件重新思考有關文學形式或題材種類的觀念，以便找到構成當前文學活力切入點的表達形式”（本雅明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