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離今天也有二十多年了吧。年代久遠，我記不清具體是哪一年我到“油城科技培訓中心”電子班學習。只記清，那年的正月初十，我從老家出發，坐了汽車再坐火車然后再坐汽車，去海濱城市油城。為什么記得是初十，因為正月初十是我母親的生日。并不是我逃離母親的生日，不給她老人家慶生，如果那樣，該是多羞恥的罪名？實際上，我是一位孝子，家里最小的，我們那里稱為“滿仔”，我一直陪在母親身邊，每年的生日我都要給她慶生。我父親死得早，母親含辛茹苦把我們幾姐弟養大，我有三個姐姐，一個哥哥，三個姐姐都沒上幾年學，只有我哥哥讀完高中，他考不上大學就去村小學當代課教師。我們村才十多戶人家，高中畢業生沒有幾個，看哥哥手拿那本紅紅的高中畢業證書，很多人都羨慕。我三位姐姐陸續地出嫁了，大姐出嫁后二姐就讀不成書，二姐出嫁后三姐就讀不成書，三姐出嫁后應該是哥哥讀不成書，他得回家和母親勞動供我讀書，但事實上卻反了過來，是我讀不成書，他那時讀高中，村里的人都說他比我聰明，應該讓他讀完高中考大學，我只能回家幫母親放牛，那時我才十二歲。我的姐姐們也沒有畢業證書，但她們都有像畢業證書一樣的紅本本，例如結婚證、計劃生育證、準生證等等一大沓。唯獨我沒有，我讀了一年初中便輟學了，那時小學畢業生是沒有畢業證的。油城的電子學校可真夠多了，各種報紙上都登有五花八門的技校招生廣告，而刊登廣告的電子技校，大多都是油城的。報紙上的技校廣告，我不知道那時它吹得天花亂墜，以為一切都是真實的，不知道那些圖片廣告都是P的，承諾的進廠工資，更是天上和地下。畢業后包分配，一個月一千多元甚至幾千元，對于一心想逃離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村青少年來說，這有多大的誘惑力可想而知。那一天，我去家鄉小鎮上的發廊，見沙發上擺著幾張報紙，順手拿起瞄瞄，滿版的電子學校招生廣告，我激動得心里“嘭嘭”地響。跟伙伴們說:“我一定要去油城的電子學校學習。”伙伴說:“能拿到那本紅本本就有大錢拿了，就像你哥哥手中的那本紅本本。”

我一定要去電子學校拿到紅本本，我在心里狠狠地說。多年后我才知道，證書的封面不光是紅色的，還有藍色、咖啡色和各種顏色的，我那時還沒去油城的時候也不知道咖啡色是什么樣子，能喝上咖啡也是多年后的事了，但那時我很喜歡聽錄音機里的一首歌:“美酒加咖啡，我就要喝一杯……”不管各種各樣的本本有多少種顏色，我都統統稱它為紅本本。我要去電子技校拿紅本本，那是需要成本的，幾千元錢的學費和伙食費那時候對于我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要知道，那時農村的暴發戶才是萬元戶，我那十多戶的小村莊還沒出現一家萬元戶。幾千元，只能借或者出門打工賺錢，我母親是不允許我出門的，如果我出門，家里的田地誰來種？扔給母親一人干那是絕對不行，母親的年紀也老了。我和幾個姐姐和姐夫商量，姐姐和姐夫們都有一大堆孩子，他們都用各種好話來婉拒和教育我。扔給我那位當小學代課教師的哥哥，那更加不行，他考兩年大學都考不上，自認為我讀了一年初中輟學回家和母親干活供他上學是天經地義。他每月三十元的工資，跟那幫老師花天酒地很快就花掉了，每天中餐和晚餐都回家吃，但我和母親從沒見過他一分錢。我知道母親辛苦，在姐姐們那里碰了壁后也就不再提出門的事。我至少有一張身份證，我母親連身份證也沒有，我甚至也沒有見過她和父親的結婚證，她唯一的名字只寫在戶口本上，她一生也沒有照過相，我沒有帶母親去鎮上的照相館照相，卻和伙伴們去照了幾張，母親去世后也沒有留下一張相，這是我至今最遺憾的一件事，我始終不能原諒自己。我翻她那只老箱子的時候，見箱里有一捆紅本本，我以為是母親的紅本本，那只老箱子是母親的陪嫁物，我解開那捆用一條小麻繩捆著的紅本本，發現那是幾本《毛主席語錄》，有兩本還被老鼠咬了一小半。

我母親不識字，在我的記憶中她從沒睡過一次午覺，幾乎也沒生過病。那一年突然一場大病臥床不起，送去醫院，打不了針，打針就反應，也吃不了藥，吃藥就嘔吐，醫生們都束手無策，沒過多久母親就去世了。按我們那地方的習俗，父母親過世，頭三年每餐都要在八仙桌上擺上飯菜孝敬，過完三年后才能燒立在八仙桌上的靈牌。我打算孝敬剛去世的母親三年，燒完母親的靈牌，然后出門到遠方去，那樣我到哪兒母親就可以跟隨我到哪兒，只要我有一口飯吃，跟隨著我的母親的靈魂就不愁餓。剛給母親做完初一的第一年，大姐夫和二姐夫跟我說:“我們以前不同意你出門打工，那是因為家里還有阿媽，現在阿媽過世了，你可以出門打工了。”我說:“還有兩年才能給阿媽燒靈牌咧。”哥哥說不用等三年也可以燒，他是怕我把麻煩推給他，他已經結婚，他結婚的彩禮錢卻是我和母親來付，賠了幾年才賠完。我和哥嫂也已經分家。我知道他們那時的心思，我也差不多到結婚的年齡了，如果我不出去賺錢他們就得為我負擔。

我把家里的幾條牛賣了，還了該還的債，再跟姐夫們借了一些錢，決定去油城的電子學校學電子。我把報紙上所有刊登招生廣告的電子學校對比了一下，覺得“油城科技培訓中心”的費用最便宜，我就選了“油城科技培訓中心”。大年初十，我們附近村莊的人都在那一天出外打工，我也選在那一天隨他們出去，但他們是去東莞、深圳、粵東打工，而我是去油城學電子，打算拿到紅本本之后才打賺大錢的工，況且電子學校還承諾畢業后包分配。那一年到底是哪一年？1991年？1992年？還是1993年？我想到頭疼了都想不起，只知道，再過幾年，就是香港回歸。

二

如果說我背著一只包袱像緩行蝸牛身上的殼，慢慢地爬到了小鎮上擠上了似一鍋肉餃子一樣的一輛班車到了縣城的火車站，那一趟趟呼嘯而過的列車更像要被擠破的氣球，根本沒法上，車廂里的人都擠到門口了。下面的人要上去，上面的人就把你推下來。拼了幾趟車都上不了，我只好退了火車票，去汽車站。找來找去找不到去油城的車，我只好坐了去玉林的車，在玉林車站廣場站了一晚。冷索索的深夜，車站的保安不知去哪里抱來一捆柴禾，燒燃一堆熊熊的大火。一大堆人圍了過來，包括死活磨著要拉我去火車站坐車的三輪車司機，我沒跟他搭話，他說:“去坐火車也有臥鋪啊，何必在這里等到天亮坐汽車？”還有動員我去旅館住宿的拉客女，她開始說去住宿才要十元錢，后來她說才要一元錢去不去？說太多也是累，我就不多說了。

也不說我出了油城的火車站，費了多大的勁才找到“油城科技培訓中心”的胡老師，那時學校還沒開學，沒有老師在學校。

油城六路和油城五路的交接處，是科委大院，“科技培訓中心”就在科委大院里。科委大院斜對面的馬路邊是市政府，離市政府隔壁是新湖公園。我們的宿舍呢，卻是在軍分區后面的一條巷子里。巷子里一個小院子挨在一棟樓下，幾排矮小的紅磚瓦房，在城市里瓦房可真是不多見。那時學校宿舍的床架還保管在一戶人家里，我是電子培訓學校開年的第一位新生，那晚我和胡老師搬出所有的鐵床架到小院子里的宿舍，安好幾個床架后胡老師啰嗦地說了一大堆話才離去。我記不清他說的所有話了，但還記得一句，說有人來查夜的話就說是科技培訓中心的。

那晚上，我一個人躺在空蕩蕩的小院宿舍里，草席和棉被是我花了50元去市場的小店里買來的，我跟女店主討價還價，她說50元錢不能少，可以送我一只水桶。那只紅色的水桶，成了宿舍洗衣服的公用水桶。毛巾、牙膏和牙刷，是我從家里帶來的。掛在梁下的燈孤獨而昏黃地亮著，它好像也有心事，默默無語，我的眼睛一直瞪著它，心情忐忑不安。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迷迷糊糊地睡了過去，醒來時，見燈還亮著。我按了按戴在手腕上的電子表，那只電子表是我花了15元錢在家鄉小鎮上跟一個擺攤的小販買的，那個小販說他去深圳中英街弄到的貨，也不知是真是假。電子表發出了嗲聲嗲氣的女音:“現在時間，上午七點四十二分。”我知道天亮了。

那兩天，我早餐都是泡方便面，開水是去科委大院打來的，胡老師給我一只暖水壺裝開水拿回宿舍。我正餐和晚餐有時候也泡面，有時候去粉店吃一碗河粉或者快餐。第三天中午，我去外面吃飯回來，見我的上鋪上坐著一位臉面圓圓的小伙子，估計也不到二十歲，跟我年紀差不多。沒待我開口，他就對我說:“你去外面回來了？剛才胡老師帶我來時見不到你就說你可能出去玩了。”

我點點頭，問他是哪里人？他說是貴州羅甸的，名叫張登芳，我說我來自廣西，名叫侯子，他用手捂住嘴想笑，但他又用力忍住，把笑聲咽下肚去。他從上鋪跳下來站在我身邊，比我稍高，也比我稍胖。他說:“侯同學，”可能是不好意思叫我侯子，“我想出去存點錢，你能不能陪我出去？”

張登芳的到來，掃去我心中的陰霾，我憂郁的心情變得陽光了起來。至少證明不是一場騙局，就算是騙局，也不是我一人被騙。

我和他出去，在光華郵電局對面看到了一家儲蓄所，在我老家人們叫信用社。張登芳要存三百元錢，不用存折，女工作人員只給他開了一條收據。我疑惑地問他:“你不用紅本本？”他不解地問:“什么紅本本？”女行員笑出聲來，我說:“存折啊。”

見張登芳存錢，我想起口袋里也剩下幾百元錢，我和他的學費和伙食費都一次性交了，還剩下這些錢是防備用的。女行員給我開存折，一位來存錢的中年婦女站在我身邊，她對我說:“不要設置密碼，設置了忘記了密碼取不了錢的喲。”我就沒有設置密碼。

我把紅本本收進衣服口袋里，和張登芳繼續往前走去。他喜歡逛，我也喜歡逛，還沒有開學的那幾天，我們逛了油城不少地方。去到江濱公園，見沒人守門收門票，我們就走了進去。剛走進大門口，迎面走來一位柔發飄揚的女人，她胸前掛著一只照相機，人很漂亮，露出一口燦爛的白牙齒:“兩位帥哥，照幾張相留念吧。”她很有氣質，像電影里的女人。我和張登芳就找地方叫她幫拍照，我站在一座假山的石頭上，女人用手指了指我的拉鏈，我才發現拉鏈沒有完全拉合，我拉緊了拉鏈，女人叫我一手攀著石崖，眼睛向她望。閃光燈一閃，我知道照好了，立即從石頭上跳了下來。女人說:“沒多照幾張？”“一張就夠了。”我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