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丙申故事集》到《丁酉故事集》，當虛構標記上真實的時間刻度，小說將如何回應當下的召喚？當現在時以過去式（天干地支）的方式命名，故事如何在時間的能指與所指間敞開意義的空間？當個人的創作以時序鋪展，作家將如何演進與調整寫作的理路？《丁酉故事集》，是新的一年弋舟對自己和時代的回答。

與《丙申故事集》現在/過去/現在的復歸模式不同，《丁酉故事集》更多地聚焦于某一時段某一場景，生活的橫斷面以現在進行時的方式加以呈現。《巴別爾沒有離開天通苑》中，在烘培店工作的女友撿到了一只價值近萬元的美短貓，帶回了亞洲最大居住小區的家里；《緩刑》中，機場航班因空中管制延誤，引發女孩爸媽的爭吵；《勢不可擋》中，“我”對丈夫晚上又要到小車間工作嫉妒又無可奈何；《會游泳的溺水者》中，妻子離世的“我”與好友王丁凱一起吃火鍋跨年；《如在水底，如在空中》中，蒲唯和程小瑋在立秋時節來到湖邊旅館等待十八年前的來信。對時間地點的錨定、對人物關系的交代，共同構成故事展開的背景。而橫切面的呈現方式，讓人物甫一出場即被推入生活的場景中，事件以闖入者的姿態推動人物行動。

對人物精神狀態的書寫，是小說一以貫之的主題，孤寂閉鎖正是故事敘述者的精神寫照。“監牢里的囚徒”，“蜷縮的水晶球”“凝固的琥珀”“沉默的羔羊”“一動不動的海龜”，“無用者那無憂無慮的凝滯的深淵”,“沒什么熱情”“意識凝固”……意象的不斷疊加和狀態的反復申說，共同勾畫出作者筆下倦怠麻木的人物形象，他們面對各自的生活遭際囚禁于精神的困境中無法自拔。而這一形象更以互文的方式構成小說集中的人物群像和精神系譜：天通苑小區的業主們像扔垃圾一樣往微信群丟各自的內容，彼此并不在意（《巴別爾沒有離開天通苑》）；車間里的其他人和“我”一樣，是制造和維持信仰假象的共謀和幫兇（《勢不可擋》）；宋宇與亡妻因抑郁一生一死的結局、“我”與王丁凱一靜一鬧的人生態度，是相同境遇的掙扎（《會游泳的溺水者》）；當蒲唯審視程小瑋鼓凸的身體和稀疏的毛發，程小瑋眼中的他又是怎樣的形象呢（《如在水底，如在空中》）？小說中的人物互為他者，彼此鏡鑒凝滯空虛的生活狀態，刻畫出現代都市人群相似的精神臉譜。

自《丙申故事集》而來的延續表達，為這群人物寫下前傳和注腳，解釋從情感系聯到精神凝滯的轉變，在個人的生命軌跡中，當下的孤寂閉鎖更加突顯。紀年的命名，又使小說呈現出提煉和捕捉時代病癥的意味。而這種精神的沉溺，還源于人面對生活命定的無力感，它是“老天以萬物為芻狗之余的憐憫”，是“在太空上望著人類孤獨的星球”，是不斷折疊時光與重開牌局的上帝之手，是人作為犧牲獻祭于此的祭壇，它以離婚、出軌、去世、疾病、犯罪、失業、入獄、出逃等各種方式接踵而至，并共同冠以“生活”之名，讓人無從躲藏。在毫不止息的時間之流中，面對生活的反復撥弄，我們該如何直面和自處？《丙申故事集》中，弋舟的回答是：回到過去；在《丁酉故事集》中，人物不在乞靈于返鄉青春的沖動，而立足于當下自我感官和情緒的調動。

《勢不可擋》里，2027年的“無用者”們已經喪失了感知物質匱乏的權利，沉溺于無憂無慮的深淵，是粗糲的女鞋匠杜英姿重新喚起了他們的生命感，保留著人之為人的精神寄托而避免沉淀為無用的數據。而因丈夫夜晚廝混帶來的嫉妒和性欲勃發帶來的溫暖、渴望、焦慮與孤獨等情緒，則在機械復制時代完成對自我的重新定義。感官與情緒的調動如同古希臘神話中阿多尼斯的復活，帶來原始本能與精神活力的雙重復蘇，它以強大的動力驅使人物敞開身體的官能、打破凝滯的狀態、激活情感的互動，它將同質化、單向度的符號降解重塑為情感化、復雜化的人，實現從精神鈍感到生活痛感的重新認知。于是，當車間的人面對龐博和杜英姿的出逃時，羞恥、心碎、凄苦所帶來的強烈情感沖擊并不指向信仰的坍塌，而是“寶貴的東西正在我們胸中復蘇”。這是“無用者”重獲感知能力，再次領會生而為人的神啟和頓悟。馬克思說，“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總體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人對世界的任何一種人的關系——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這些器官同對象的關系，是人的現實的實現，是人的能動和人的受動”（《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感官和情緒的調動正是完整實現自己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二人的覺醒與出逃升格為受難般的獻祭，啟蒙眾人如何成為一個全面和總體的人。

至此，生活橫斷面的價值得以凸顯：事件以闖入者的姿態打破精神的僵局、推動人物的行動，以進行時的方式讓人物再次領悟生命的價值、完成自我洗禮。偶然撿回的貓，喚起了“我”與女友的溫情，激發了保護他人的欲望和改變現實的勇氣；女孩躲避在機場的雜物間，試圖用“后悔”打破父母情感隔膜的僵局；跨年夜，“我”與宋宇的兩通電話，終于彌補了對亡妻長久的虧欠；蒲唯與程小瑋雖然沒有在立秋時節等到來信，卻找回了丟失已久的東西。從《丙申故事集》到《丁酉故事集》，小說中的人物面臨不同的生活境遇和相同的精神困境，最終又都以和解與成長的姿態結束，繼續生活之旅的跋涉。但這并不是一勞永逸的童話式結尾，可以預見的是，故事中人物的精神困境還將不斷復現，因為個人經歷、時代病癥、命運撥弄疊加產生的修辭并沒有停止。重要的是，面對困境，他們是否能開啟再次自我喚起的動力，重拾生活的信心，無論是向前回溯還是向內敞開。文學如何紀年？也許，這就是作者的回答。

“然而我不能！我只能走。我還是走好罷……”，過客如是說。我想，這既是對弋舟的祝福和展望，也是對小說中的人物和生活中的我們共同的鼓勵。期待下一部《戊戌故事集》！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