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獎者：王堯

作為近40年文學的觀察者，我偏好在這樣的脈絡中研究當代文學史，討論當代作家作品，即在來龍去脈中對當代文學做“關聯性”研究。當我討論當代文學與“舊傳統”、“新傳統”和“外來文化”的關系時，我不時和汪曾祺相逢。汪曾祺是位有“異秉”的作家，但他的創作并非孤立的現象。汪曾祺銜接了“舊傳統”、“新傳統”和“外來文化”，在貫通中完成了創造性的轉換，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汪曾祺的選擇和轉換，在當下仍然具有啟示性。當我試圖對汪曾祺和汪曾祺創作做出這樣那樣的解釋時，一些困惑消除了，一些困惑產生了，我在行文中留下了自己思想、精神和文字的狀態。

重建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的關系，是改革開放40年文學的成就之一；這一關系建立在文學信仰基礎上，生存于健康的文化生態中。如果意義、思想、價值、審美、詩性、彼岸等仍然是我們精神生活的關鍵詞，文學批評不僅不可或缺，而且必須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其中——這對我而言，是一種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