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分組討論第十組會場

“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劉大先在青創會分組討論時，引用了魯迅先生的這段話作為開場白。他解釋道，“在文學的意義上，青年根本就不是一個生理概念，魯迅寫下上面這段話的時候，虛歲已經三十八。”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我們不應該用懷疑式的眼光對比當下和過去的某個時代，要向前看。”劉大先認為，青年人應該“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最大限度地吸收傳統和外來文化，建構我們時代的文學話語。只有真正腳踏實地、深入生活，擁有個人的主體性，才能創造話語，而不是被話語操控。

青年批評家劉大先

劉大先比寫下《熱風?隨感錄四十一》時的魯迅還要年長兩歲，然而這并不妨礙我們稱呼他青年評論家。在批評界，劉大先文辭犀利，思辨性強，會上不發言的時候像一頭安靜的獅子，只要開口就雄辯滔滔。和劉大先一樣充滿激情的青年學人不在少數，如果用生命力和勇氣來判定一個人的心理年齡，大概沒有什么比“青年”更適合這群人。

“總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應該仔細想想，到底有多少人真信這話？”不斷地反思與自我批評，其實是一個人精神年青的特征。徐則臣認為，文學史上優秀作品的評判標準一直變化，從來就沒有既定的金科玉律。“歷史在接受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時候，出現了喬伊斯、卡夫卡這樣的作家，出現了完全不同于前輩的一種語言，直到今天我們也認可這是好的。”的確，所有人都承認19世紀文學的恢弘壯闊，但也不會有人否認20世紀以來，一種更能穿透人性隱秘的寫作方式誕生了。“王國維總結‘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指出中國文學史上的楚騷、漢賦、六代駢語、唐詩、宋詞、元曲以及明清小說之間的迭代關系，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從詩到詞的瞬間，那個詩人為什么去尋找更加自由的長短句？”在徐則臣看來，真切的現實變化，讓作家感知到過往的表達方式已經失范，必須要通過一種新的美學形式重新溝通人與世界的關系，“喬伊斯或者卡夫卡，正是在托爾斯泰的傳統里意識到了新的問題，意識到整個社會的發展和人的對應方式發生了變化”。

青年作家徐則臣

對于徐則臣來說，青年之于文學的意義便是尋找新的合理性與可能性。這個時代并非沒有希望出現偉大的作品，但如果“用《紅樓夢》或者《戰爭與和平》的標準來找，肯定找不到。”發現寫作于生活的不自恰，然后努力拓寬文學邊界，將成為這代青年人的使命。“大多數人會成為文學的烈士，但若干年后回首21世紀，會發現正是一群青年人在一點一點地把新的美學規則確立起來。”徐則臣說。

青年批評家李蔚超

“不要忘了文學理論上一直有‘莎士比亞后沒有新的故事’的說法”，李蔚超對青年能否提供新的文學樣態，有著更謹慎的態度。“生活日新月異，網絡文學和新媒體對大眾思維方式的改變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但這種改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青年筆下嚴肅文學，其實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李蔚超對“青年”與“創新”的質疑帶著追根刨底的問詢方式，她探索的是語詞生成如何可能，關注事物的形式對內容的生產。“在互聯網上我們知道了‘小皇帝’、‘小清新’、‘佛系青年’這些討論青年的流行語，它們打破了我們對‘青年’的想象。當然這種想象只是主流話語的一種方式，它不代表著真相和所有的復雜形象。”在李蔚超看來，“創新”的駁雜和“青年”的駁雜一樣，它更多地表達著一種焦慮，表達人們對文學新經驗的呼喚。

的確，創新被不斷地提及便意味著焦慮，但是否所有的青年作家都存在這種焦慮，或許是更深層的問題。李壯認為，我們在討論時經常忽略一個前置條件，那就是青年作家是否擁有創新的基礎。如果沒有需要創新才能表達的東西，那創新本身又從何談起？

青年批評家、詩人李壯

“90后的寫作太正確，我不是說政治或是道德倫理的正確，而是文學上的正確，經驗結構意義上的正確。道德倫理上的正確遵從的是善的法則，而經歷所造成的經驗結構的正確，遵從的是節約的原則，這是一個經濟學話題而不是倫理話題。”出生于1989年12月的李壯是一個“準90后”，作為90后作家的同代批評家，他對這些正在成長的文學力量保持著密切關注。李壯發現，有一批90后作家都是“別人家的孩子”，他們擁有高度相似的人生經歷，重點高中、985大學、讀研讀博、名師指導，在刊物上發表作品，被作協關注到，被評論或研討……“這樣的經歷讓這批作家擁有了非常完備的文學訓練，但他們經驗結構也就比較單一，無論是寫作視野還是自我認同都比較單向度。”如果用植物的生長比喻作家的成長，李壯說，“這批青年作家就像喬木，一路向上，但是文學真正的形態不是喬木而是灌木，甚至是藤蔓，每一寸土壤和墻壁都會給他力量和滋養。”文學藝術是曲線而不是直線，最重要的部分不在于抵達而在于迂回，在于延宕，在于耽溺，如果沒有這樣的過程，抵達的意義很容易被消解。

溫室環境使得這些作家的精神力量稍顯不足，李壯觀察到，寫作技法成為青年作家彌補精神缺失的方式，“用技術可以塑造出‘有意味的形式’，這在很多時候會讓人覺得作品象征著時代的某些的精神陣痛，但如果永遠只有這樣的作品，這個作家的寫作和延續性是值得懷疑的。”在李壯看來，90后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鄭在歡、王占黑等人在創作時，就將“生活人”作為了身份認同的首要方面，嘗試著把鮮活的底層經驗用新的故事講述。

青年批評家叢治辰

對青年寫作者的“正確”表達同樣的擔憂的，還有叢治辰。“這是青年最不像青年的一代，故意不敢表現出青年的樣子，不敢于群魔亂舞，害怕冒犯什么東西。”叢治辰反思，同樣作為青年，自己的文學書寫也存在著既世故老成又盲目自信的特點，“我們都要避免這些特別危險的東西，越是洋洋自得，就越說明我們創造力低，想象力匱乏”。

青年批評家岳雯

那么，如何維護一個寫作者的“新”？岳雯認為，一是要保持自己與社會廣闊生活的聯系，一旦當每天只局限于文學，那青年就沒有了生氣；二是對龐大生命能量的追求，不斷改變自己，不斷對未來充滿希望；三則是培養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當大家都認為某一個方向是新的時候，青年要有勇氣朝著另外一個方向說，那才是自己認為的新，或是有能力對著另外一個方向說，這也是新的道路所在。惟其如此，作為文學可能性的“青年”，才會成為新的書寫存在。

（攝影：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