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意義的轉換與生成：跨文化的文學溝通” 中外作家、學者研討會在京舉行

9月25日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的會議室里，不同的語言交織出熱烈的氣氛。由魯迅文學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共同主辦的“意義的轉換與生成：跨文化的文學溝通”交流研討會在這里舉行。參加魯迅文學院第三屆國際寫作計劃的外國作家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所長陳眾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學者喬修峰、李征，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薛慶國等，圍繞跨文化文學溝通中的身份意識、文學翻譯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的聯系和互動等話題進行了深入交流。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副所長程巍主持。

身份追尋與構建：在差異中重新尋找自身

文學作品無法回避身份命題，在跨文化語境中尤其如此。這種身份可能涉及性別、種族、民族、文化、國家、區域等各個方面，作家的創作往往是對身份的追尋、表達和建構。在日益頻繁的世界文學交流碰撞中，在不同身份視角的文本與現實之間，意義如何轉換與生成，并達成溝通與理解，是各國作家、學者不斷深思的問題。

來自秘魯的小說家、編劇、攝影師卡雅?阿達維談到，秘魯在工業、餐飲、教育、文學方面與中國有百余年的歷史聯系，在秘魯的大量中國移民自造“土生”一詞來形容自己。她以“土生融合”概括了在秘魯的中國移民現象，繼而引出了跨文化語境中“移民與流散”、“創傷與創作”的話題。“我以3位出生在秘魯或以秘魯為第二故鄉的華裔作家為例，他們的作品都描述了跨文化的同化過程，充滿了對自己身份的追尋，帶有移民的敏感性。”她認為，每個移民作家都有自己的創傷，這種創傷成為創作的源頭，他們帶著血統的混合與不同的文化根基，感受差異與互動，在擁抱自身多元性的同時，也拓展著一種抗拒權威的反叛精神。

克羅地亞小說家馬瑞科?可塞克發言

克羅地亞小說家馬瑞科?可塞克則從自我與他者的溝通關系的角度，談起文學中的身份問題。他認為，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國界在慢慢消失，個體出現新的流浪意識，民族、國家、國家文化、個體身份等概念正在被重新定義。身份不再是一個固定的或者是從上一代繼承下來的命名，而是一個復雜的混合的構建。在他者的影響下，文學創作似乎都是在一個跨文化的語境當中進行的。“但這并不意味著跨國界的文學之間可以更容易進行交流。”他強調，要警惕他者帶來的影響，警惕身份的模糊。身份一定是從一個確定的傳統和文化當中衍生出來的，無論它是區域的、民族的還是超民族的。我們要從他者的眼光中確認差異，從中成長、豐富自身，構建身份。必須認識并且接受自己的身份，只有認清自我，才能讓文學交流豐富而多元，才能從中獲益。

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發言

“我所說的可能要把大家帶入另一個天地，詩歌的天地。”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一直很努力地在聆聽大家的發言，他表示，英語發言對他來說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與小說創作不同，寫詩之前很難有計劃和構思。因此，小說可能是表達身份的一種手段，但是詩歌是在身份里面的一種持續迸發，詩歌實際是對已有身份的拒絕，且是對新身份的持續創造。詩歌是在創造中找到身份，而不是呈現一個現有的身份。詩歌的意義就是不停尋找意義。”

陳眾議表示，特別愿意聽到大家多聲部的發言。他和馬瑞科?可塞克有同樣的擔憂，認為在當今社會，文化的差異性表面被淡化，實際可能相互之間的理解和尊重并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樂觀。身份的構建，在于增進了解、理解并向他者開放，在差異中重新尋找自身。而國際間的文學項目和交流活動，就是幫助作家、學者們跨越國界，進行開放多元的對話，達成意義的轉換與生成。

文學翻譯使文本跨越文化獲得新生

文學翻譯作為跨文化文學溝通的重要途徑，一直被各國作家、學者所關注和討論。來自希臘的小說家、詩人克里斯托斯?克里索波洛斯認為，文學翻譯一定會帶來不同的理解。跨文化中的文學交流無論何時何地都要面臨翻譯的問題，不僅是字面上的，更是意義上的表達，文本有不同層級的意思，當一個文本被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時，不同層級的意思會被重新組合、調整，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會基于自身的理解重新構架文本。“即使不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講，對于同一語言不同人的理解也會有很大的區別。”

“我還是要強調詩歌的翻譯和小說這種敘事性文本的翻譯是有很大差別的。” 哥倫比亞詩人塔盧拉?弗洛雷斯?普列托認為詩歌翻譯相比小說來說更微妙，“比如在詩歌中可能通過一個比喻來反應詩人的祖先、故土、歷史等，從中衍生和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視角。”她認為，詩歌內部的復雜性、矛盾性使得詩歌譯者會一不小心成為創作者。

對此，阿多尼斯作品的中文譯者薛慶國回應說，我們一直在說詩歌不可譯，但是我們一直在翻譯詩歌，盡力而為。在詩歌翻譯中肯定會丟棄掉一些東西，比如音樂性。他會放棄那些僅僅能翻譯出意思，而不能保留節奏感和音樂感的詩歌。但有時候，翻譯過程當中也可能通過譯文賦予詩歌新的意義。他結合自己的翻譯經歷談到，在翻譯阿多尼斯的第一部詩集時，出版社做好虧錢的準備，對于自己的譯本能讓這位阿拉伯詩人在中國收獲多少讀者，自己心里也沒數。但結果是，阿多尼斯的詩歌在中國很受歡迎。“后來我就在思考這其中的原因，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阿多尼斯的作品都有一個明顯的主題——反思阿拉伯文化。而阿拉伯文化是傳統東方文化的一個典型，中阿文化存在著相似性。同樣厚重的歷史、復雜的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使得阿多尼斯的詩歌很容易讓中國讀者產生共鳴。”他表示，阿多尼斯的詩歌有時候能夠和中國文化相連相融，有一些獨有的詞，意象非常豐富，在翻譯中結合中國文化會得到一些新東西。于是有的讀者從中文譯本中讀出了中國文化，有的讀者認為對中國文化是一種啟示，所以，翻譯可以使文學作品更好地跨文化溝通，并在溝通過程中產生新的意義。

意大利小說家加布里埃?迪?弗朗左發言

與會作家和學者對各國文學作品的互譯表達出很高的熱情和期待。來自秘魯的卡雅?阿達維、意大利小說家加布里埃?迪?弗朗左等都紛紛表示，在本國很難看到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的譯本。意大利小說家杰妮婭?蘭碧堤說，大家都需要接觸更多來自不同文化的文學，未來需要提高中意雙向翻譯的數量和質量。對此她充滿信心，認為這個提高速度可能比預想的要快。

與其他藝術形式的互動為文學注入新的活力

李征在發言中打開了“跨文化的文學溝通”這一話題的新維度。她認為，談到跨文化，不得不提文學與繪畫、音樂等其他藝術形式之間的關系。她追溯了圖像跟文學之間特殊關系的由來，認為文學需要借助其他藝術門類的補充，獲得新的力量，文學與其它藝術形式的跨文化溝通是富有張力和活力的。在她看來，阿多尼斯的詩作就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作品富有畫面感，線條與色彩的夸張對比，能夠迸發出驚心動魄的詩意。

阿多尼斯表示，他有時在進行詩歌創作時會感覺自己的語言衰老了，他想通過自己的方式為詩歌語言注入新的青春，所以他想到用繪畫來激發，試圖把語言和色彩、線條結合起來，也試著用另外一種方式書寫另外一種詩篇。阿多尼斯認為，從中國詩和畫里，尤其能看到詩歌和美術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