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敏

楔子

興隆公社的知青中，有一個群體一直讓我困惑，那就是南林大隊的十個孤兒。

興隆公社三百零六名知青中，干部和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居多，幾乎都是黑幫子女。即便有少量的工人后代，因為種種歷史原因，家庭多多少少也有這樣那樣的政治問題。當年，他們激情滿懷地奔赴北大荒，卻憋屈地來到了地處邊境二線的富錦縣，似乎讓人無話可說。

然而，十個沒爹沒媽的孤兒，應該是社會最底層的無產階級。吃國家飯，穿國家衣，靠國家撫養長大的孩子，他們沒有家，更不可能有所謂的家庭政治問題。他們為什么也會被裹挾進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洪流，又為什么會隨一批黑幫子女來到興隆公社？這在我心中形成了一個謎團。

帶我走近這個謎團的是何學敏大姐。何大姐對我說：這個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丟，惟有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不能丟。

而這群孤兒恰恰被生他們的人丟失了；在以后漫長的人生歲月中，他們中又有人將自己生的人也丟失了。無論出于何種歷史原因造成了這種丟失，丟失的痛，一定會在他們心靈深處刻下深深的傷痕。

一開始，我沒有勇氣去觸碰這樣的疤痕，便想先弄清楚：1969年春天，這群孤兒所在的杭州第一社會福利院，究竟發生了什么？一千零十八名赴北大荒二線的富錦插隊落戶的知青隊伍中，為什么進來了十名孤兒？當裝滿知青的綠皮火車從閘口車站緩緩啟動，汽笛聲在白塔嶺上空鳴響，站臺上無數家長流淚看著向自己揮手告別的孩子們遠去時，有沒有人來為這十個孤兒送行？

我首先想到了杭州檔案館。一座城市的風雨煙云，總會被濃縮在一本本白紙黑字記載下來的檔案里，雖然檔案顯現的可能只是寥寥數語，甚至只有幾個字，但只要有一絲一毫的線索和提示，背后也許就能推開一扇塵封的大門。

我先上網查詢杭州檔案館，在首頁的各類分欄中找到“查詢大廳”，并迅速地點了進去。頁面上的顯示讓人興奮，橫貫“查閱大廳”的通欄標語是：“我們有200多萬卷的歷史等待著您的開掘”。我備受鼓舞，便在搜索欄中輸入了“杭州第一社會福利院”字樣，馬上跳出來七八個分類目錄，包括：開放檔案、年鑒、志、文集匯編、老照片、老地圖、視頻新聞等。我先點了“開放檔案”，搜索結果顯示“0”，我又依次點了其他目錄，無一例外，統統是“0”。這有點出乎意料，我猶豫了一下，再試著輸入“杭州孤兒院”，搜索結果依然是“0”。

我不死心，我也不相信涵蓋這座城市方方面面歷史的二百多萬卷檔案，會沒有留下杭州第一社會福利院的這群孤兒一丁點兒的蛛絲馬跡。

線上不行，就走線下。我去了檔案館的檔案大樓，在查閱大廳里，我向工作人員表示，自己想查閱有關杭州第一福利院上世紀六十年代在院人員的名單，以及1969年該福利院的所有會議記錄檔案。工作人員態度委婉地告訴我：第一，福利院人員的名錄檔案屬于保密級別，不對外。若確實有重要需求，必須得有福利院第一把手簽字同意的證明，才可以查詢。第二，關于1969年福利院的會議記錄，你可以先查尋相關目錄，若找到你所需要的內容，你再去福利院開證明，才能進一步查閱。

看來，我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我原本以為，一個國家的兒童福利院，要把十個孤兒送去北大荒，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比較重大的事情，況且這些孤兒當時大多不滿十八歲，應該還算是未成年者。福利院在做出這個決定時，恐怕不是哪個領導個人可以拍板的，或許是某個會議上集體做出的決定。而這樣重大的決定，應該會在相關會議記錄上留下事情的原委，而知道了原委，可能也就找到了解密真相的線頭和鑰匙。

現在，檔案館工作人員告訴我查詢檔案的規矩，讓我意識到，孤兒院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孤兒們更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每一個孤兒的身世，都埋藏著個人的隱私，檔案館保護個人隱私，也在情理之中。我這樣大大咧咧地查詢，顯然有違國家對這一特殊群體給予保護的原則，同時，跟福利院慣常的低調、內斂、警惕、隱秘的處事風格也不太吻合。

當工作人員態度不冷不熱，帶著一副程式化的表情將厚厚一摞杭州第一社會福利院的卷宗目錄遞給我時，我甚至隱隱覺出了一種潛在的提防。這種提防讓我下意識地變得緊張，我小心翼翼地找了一個僻靜的位置，盡可能不引人注意地翻閱了這厚厚的一摞卷宗目錄，重點關注了1969年上半年時間段的內容。

然而不出所料，查找一無所獲。從目錄上看，十個孤兒去北大荒的事情，沒有任何記載。

雖然有點失望，倒也沒有特別沮喪。我想，自己還有一條路徑可走：重新找出那份興隆公社知青檔案——《杭州青年登記表》，或許在那里面可以尋找到一些線索。

由于事先已經得到了十個孤兒的名單，在檔案中查找他們并不困難。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我在表格中只找到了九個孤兒的名字，他們分散在不同的頁碼里。當我把這些分散的頁張抽出來，攤在桌上仔細查看時，突然有了一個重大發現：表格中，在“原單位”（即原所在學校）這一欄上，他們每個人的檔案記錄，寫的既不是“福利院”，也不是“孤兒院”，而是“教養院”。

我相信這應該不會是筆誤。我覺得很奇怪，因為這一名稱的更改，無形中就讓這些孤兒的身份變得曖昧起來。福利院也好，孤兒院也罷，在人們心中，他們是失去父母的孩子，是國家負責撫養的孤兒，令人生出同情和呵護的愿望；而“教養院”，性質就有了根本的變化，在約定俗成的觀念中，那里似乎都是有問題，或者是犯錯誤，甚至是犯罪的未成年人。

我不知道當年制作這份檔案者出于無意還是有意，因何將“福利院”寫成“教養院”，但一詞之差，這些孤兒的身份就有了天壤之別。即便他們沒有家庭政治問題，僅憑自身被“教養”的身份，恐怕在那個年代也足以被打入另冊。

這十個孤兒最后來到了興隆公社最偏遠、最貧窮、最落后的南林大隊，這是否也和他們來自“教養院”的身份有關，如今已經無法證實，但他們在南林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人生故事，卻令人唏噓。

一

南林是興隆崗東南面的一個小村子，坐落在七星河邊上，與寶清縣隔河相望。這里原來只是一片蘆葦叢生的濕地，地勢低洼，洪澇災害頻繁，雖然常常有美麗的白色鶴鳥振翅飛過，但最初幾乎沒有人想在這塊荒涼貧瘠的土地上留下來謀生。

1969年，南林濕地接納了來自杭州的十個孤兒知青

上世紀三十年代“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一批又一批逃荒闖關東的人來到黑龍江的富錦，占地為王，在一片十幾公里的崗地上遍種罌粟，引來鴉片煙商交易繁榮，興隆一時，故被人稱為“興隆崗”。直到興隆崗周邊的濕地大片被開墾、被瓜分，種大煙者不斷從興隆中心向外圍地帶推進時，地處邊緣、一只腳已經跨進七星河、差不多快和寶清接壤的南林，才進入淘金者的視野。很快，這里的濕地也被一片片開發出來，種上大煙，建了村子，有了人家。“南林”名字的由來，如今已無從考證，由于這里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加上地勢低洼，洪澇一來，一片汪洋，大煙沖走，房子淹沒，辛苦一年，灰飛煙滅。一撥撥的人，來了又走了。有人慨嘆：南林“有山有水有農田，半是蘆葦半草原”，透出對這片看似美麗卻難以駕馭的土地，又愛又恨的無奈。

1969年春天，來自杭州的十名孤兒像白色鶴鳥一樣，飛落在南林這片蠻荒蒼涼的土地上，但最后還是一個一個孤單而凄惶地飛走了。

2018年春天，我第四次赴北大荒采訪，專程去了南林。我想尋覓當年那一群南林孤鶴遺落在這里的蹤跡。踏上南林土地的那一刻，我的心為之震顫，我無法想象，半個世紀過去，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即便是興隆公社下屬的十幾個大隊，面貌也今非昔比，但呈現在我面前的南林，卻像凝固了時間，凍結了歲月，把貧窮、荒涼和破敗，鐫刻成一幅經久不變的木刻版畫：稀稀拉拉的低矮的茅草房；坑坑洼洼踩下去拔不出腳的爛泥路；東倒西歪風一吹就要倒的馬架子；零零落落趴在泥里的地窩棚……

一直陪同我走訪的小二書記，現在是興隆鎮宏勝村的當家人，他所管轄的宏勝村，以及我們這一路尋訪走下來的新興、東悅、隆勝、東風、紅星、興東等其他大隊都顯出了富裕小康的面貌，雖然有一些當年知青住過的茅草房還被老鄉們保留著，但那完全是為了留存對知青的念想，村民們自己大多住上了新瓦房，許多老鄉家里還安上了土暖氣，條件好一些的，甚至裝了淋浴房。種地收割早已不是當年的牛犁馬拉，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機、播種機、收割機，糧食加工也一改以前原始落后的打場脫粒，推碾子磨面，家家戶戶幾乎都是機械化加工操作。小二書記帶領宏勝人培育的“綠色口糧2號”大米如今不僅走出了富錦，甚至走出了北大荒，賣到了全國各地。全村人開始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相比之下，僅僅相隔幾十里地的南林為何一成不變？就像是一只原地趴著不動的蝸牛，幾十年的歲月更替，幾乎沒有在它身上留下痕跡。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我們在南林大隊的村子里幾乎看不到什么人，在別的大隊舉目可見的，村道上悠閑漫步的雞鴨，屋前道路地上晾曬的糧食和苞米種子，在這里幾乎也看不到蹤影。我們找到了村委會，門窗緊閉，四周靜悄悄的，從窗戶里望進去，里面空無一人。

我問小二書記，為什么南林和別的大隊差距那么大？是什么原因讓這里幾十年幾乎沒什么變化？

走訪南林時，在知青們住過的土坯房前留影

小二書記沒有正面回答我，卻嘆了一口氣說，這破地方，沒人愿意呆呀！能走出去的都走了，和空心村也沒啥兩樣了。當年那些孤兒真的很不容易，都是十六七歲的孩子，到這么個地方來插隊落戶，那真是遭老罪了。不知道他們現在生活得咋樣？你回去以后能否和他們聯系一下，收集一下他們的通訊地址和聯系電話，我想給他們寄大米。

很長一段時間，小二書記的那句話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盤桓：不知道他們現在生活得咋樣？

在我已經發表的關于興隆公社知青的幾篇專欄文章中，我更多地沉浸在過往的歷史中，我覺得用歷史觀照當下，常常能發人深省。而從南林回來以后，我卻更多地想知道那群孤兒現在的生活；想知道當年那一紙檔案中，“教養院”這一身份的陰影，給他們各自后來的人生命運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

我開始了解和打聽這批孤兒的下落和目前的處境。

二

他在“南林”微信群中的名字叫“魚來了”，我叫他大魚。

第一次見到他時，我以為他不是知青，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他膚色黑紅，透著常年在日照下農田勞作的印記，額頭的皺紋像刀刻一樣，一道道溝壑里嵌著歲月的泥塵。

當年赴北大荒插隊落戶時，大魚是領隊。那時候，大魚也只有十七八歲，但卻比其他孤兒似乎要成熟一些，有點大哥的風范。他是東陽人，十一歲的時候，父親生病死了。母親匆匆改嫁，逃也似地離開了一貧如洗的家。沒了爹媽的大魚，不知道自己該怎么活下去，他先是在村子里東家西家地晃悠，東一口西一口地蹭飯，幾次遭人白眼后，要強的他就決定出走了。他流浪到了杭州，先是被收容所收容，后來收容所知道他已經沒爹沒媽，就把他送進了孤兒院，也就是后來的杭州市兒童福利院。

在所有回杭的孤兒知青中，只有大魚一個人至今還在農村，只不過是從北大荒回到了浙江鄉下，干的還是田里的營生。先是種水稻，后來種毛竹，幾十年就靠翻弄土坷垃養家糊口。到現在依舊臉朝黃土背朝天的，也就是這位大魚了。要說孤兒知青中，目前境況最差的，大概也是他了。

前幾年，大魚將近花甲之年時，有人提醒他，你不能這樣辛辛苦苦地干到死呀！年紀大起來，總有干不動的一天，那時候，你怎么辦？你是知青，知青是國家給的身份，有工齡的，你應該找有關部門了解一下，不能這么糊里糊涂地就把自己的知青身份給弄丟了！

大魚想，對呀！自己是知青，當年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支援邊疆建設的，怎么到頭來就成了一個連勞保都沒有的農民了呢？

打那以后，大魚就開始為證明自己的知青身份上上下下奔波，折騰了好幾年，最后敲出了八顆圖章，總算恢復了自己的知青身份，有了一份最低限度的勞保。

那段時間，我一直想弄清楚，關于這群孤兒在知青檔案的名錄上，“原單位”為什么寫的是“教養院”，而不是“孤兒院”或者“福利院”，他們各自后來的人生軌跡，有沒有因為“教養院”的身份而受到影響？所以，最初有人向我訴說“大魚”的個人經歷時，我注意力尚未轉換過來，只是在采訪本上匆匆記下了幾個字，大魚：農民、低保、八顆圖章。那時，我并沒有意識到，這寥寥幾個字中，其實有很重要的信息含量，而我卻不經意地將此放過去了。

我是在前前后后采訪了南林孤兒兩個多月后，下決心寫他們的命運故事，回過頭來仔細翻看自己對他們的采訪筆記時，發現關于大魚的那幾個潦草字詞的：農民、低保、八顆圖章。我突然覺得這里面似乎包含著很多內容。

我知道大魚一直生活在浙江臨安農村。臨安原來是杭州西部的一個縣，現在已經屬于杭州市下轄的一個區，距杭州市區大約四五十公里。那里有遠近聞名的天目山、青山湖、白水澗、浙西大峽谷，在杭州人的心目中，那是一片山清水秀的風水寶地，多家地產商在那里開發了別墅區，是富人們趨之若鶩休閑度假的絕佳去處。但那里的農村還是偏遠、閉塞，與杭州周邊發達的富陽、蕭山、余杭等地的農村比較，臨安還是相對貧窮和落后。

我給大魚打電話，說要去采訪他。大魚在電話里遲疑了一下，然后說，好吧，你可以到杭州西站坐598公交車。

雖然只是一次短途的尋訪，但必要的東西一樣都不能少。除了高溫酷暑天必備的雨傘、扇子、太陽鏡、防曬霜、礦泉水、毛巾，還有采訪本、筆、手機、充電寶。除此之外我還是帶上了照相機。雖然我的華為手機拍照很不錯，萊卡鏡頭攝下的照片清晰度很高，色彩和層次都很好。但手機出現故障的頻率很高，我還是得雙保險，手機相機同時拍。

第二天早上，七點不到我就出發了，我想趕在日照火辣之前趕到臨安，除了采訪之外，我更想去大魚生活勞作的實地看一看，我覺得眼睛有時候比耳朵更管用，那些藏匿在平常日子褶皺里的塵埃，往往會帶出歷史歲月的信息。

倒了三次車，路上花費了兩個多小時，到達臨安東站時，已是上午近十點。一下車，我就看到大魚站在出口處等我，看到我時拼命向我招手。

日頭正高，火辣的陽光像針一樣穿透我撐著的雨傘，扎刺著皮膚，有一種燒灼的感覺。大魚沒有任何遮擋地站在燙人的白光里，汗水順著脖子嘩嘩地往下淌，濡濕了一大片衣衫。

我很感動，也很不安，大魚的實誠，讓我對這次采訪有了足夠的信心。

我說，去你家還有多少路？怎么走？要多少時間？

大魚沒有回答我連珠炮似的提問，卻說，我們就在附近找個地方聊一聊吧，我馬上還要趕回去，家里還有活等著我。

我愣住了，沒想到我大老遠地專程趕過來采訪他，他卻沒有讓我去他家的意思。我有點沮喪，但不死心，我說，我想去你家看看，了解一下你的生活，我還帶了相機，想拍一些照片呢！

大魚說，你去不了，從這里到我家還有七十多里地，還得再坐車到於潛，到了於潛，離我家還有近二十里地，這段路就沒有公交車了，要么走路，要么打黑面包車，或者招手摩托，又臟又不安全，你坐不了，而且價錢很貴，要殺豬的！

我說，沒關系，我來付錢。我大老遠的來都來了，還是想去看一看……

沒等我把話說完，他就打斷我說，不行，我們還是就在旁邊找個地方坐一坐，把你要問的事兒說一說，說完就好了，你也馬上好從這里直接坐車回去，都不耽誤事兒。

看得出，他的態度很堅決，路遠、車費貴、不安全，這些在我看來都不是事兒的事情，在他卻可能都是事兒。我還想說服他，但從他決絕的眼神中，我看出再作爭取也是徒勞。我想，也許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裸露在外人面前。

我內心雖然失望，但也能理解，一個本來和他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卻很唐突地要闖入他平靜的生活，這確實有點招人煩。

好吧，那我們找個幽靜點的小飯館，我請你吃飯，我們好好聊一聊。我說。

沒必要，我最多只能呆一個小時，我還要趕回去有事情的，他說。

你回去還有那么多路，路上哪里去吃飯呢？我過意不去的。我還想堅持。

他一揮手，指著不遠處的長途汽車站，說，我們就去那兒吧，抓緊聊完了，我好趕路。

無奈，我只好隨他來到了長途汽車站的候車室，我們找了兩個空座位坐下來。

這大約是我采寫興隆公社知青以來，最倉促、最匆忙、最心急火燎的一次尋訪，我不明白，一個已經年過花甲奔古稀而去的農民，還有什么著急忙慌的事情必得他趕回去？他是不是為了應付我的采訪，不得已來車站敷衍我一下？

然而，等到我們在空調冷氣很足的候車室坐下來，稍稍收汗以后，大魚從隨身的一個包里拿出幾張紙遞給我時，我只粗粗掃了一眼，心就怦怦狂跳起來。

一共五張紙，全是復印件，每一張紙上呈現的內容，幾乎涵蓋了我在杭州檔案館苦苦尋覓而不得的所有關鍵內容。我知道自己誤會了大魚，我其實根本不了解大魚手中有這樣珍貴的檔案材料，我也沒有問過他，在跑自己的知青身份證明時，有沒有留下文字的東西。我沒有想到，一個至今還在農田里耕耘勞作的農民，對和自己相關的檔案材料有這樣高度的敏感和保存意識。更讓我意外的是：首先，他懂得這些文件材料的價值；第二，他明白我采寫南林孤兒，這些和孤兒相關的原始記錄，對我一定有用；第三，他對我這個陌生的文字工作者充滿信任，才會把這樣隱秘的歷史檔案毫無顧忌地袒露在我的面前。

我激動地問：我能拍照片嗎？

大魚點點頭，說，可以。

我迫不及待地將這些紙在候車室的椅子上一張張攤開，這其實是四份材料：1、富錦市政府辦、興隆鎮（原興隆鄉，即興隆公社）、南林村委會三級政府出具的，關于杭州市福利院十個孤兒知青在當地插隊落戶的證明，證明中清楚無誤地寫著這十個孤兒的名字；2、蓋有“杭州市兒童福利院”印章，記錄了十個孤兒知青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家庭出身、健康狀況、入院年月、入院原因、在院表現等，這是一份手寫的登記表；3、同樣蓋有“杭州市兒童福利院”印章，標題上卻寫著“杭州市少年兒童教養院”革命（委員會）關于適齡殘疾兒童（……）的報告；4、杭州市民政局革命委員會（69）革字第1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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