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搜集文本、寫作、修改，林遙用一本書致敬中國武俠史。

現代版“京城俠客”

20歲時，林遙寫出了長篇小說《戊戌英雄傳》，獲得“幻武江山社”武俠小說征文一等獎。后來，這部小說更名為《京城俠譚》出版。那時候，他開始涉獵武術，練習太極拳和八卦掌，多年后，回頭審視這部小說，他說：“我把北京城流傳多年的武術人物的傳說故事，串聯在一起，里面所寫到的武術都是真實的，人物也都是有史可考，偏重于紀實。”

在更早以及更多的時間里，林遙幾乎伴隨著改革開放后大陸武俠小說熱而成長。八九歲開始，梁羽生、金庸、古龍等一系列輝煌的名字進入他的閱讀視野，他幾乎把市面上能夠找到的武俠小說都讀了。

因為讀著過癮，他忍不住提筆，寫了一些武俠小說，有一些發表在香港《武俠世界》上。“《武俠世界》創刊于1959年，是香港最老牌的武俠小說雜志，至今仍然堅持出版發行，”林遙說，“當年臥龍生、古龍都曾經在上面發表作品，這一舉動，也算是追慕先賢。”

他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由于武俠小說特殊的地位，盜版很嚴重，大部分武俠小說書名、作者署名、小說內容之間，其實沒有聯系，是被書商強行擰在一起。但這種盜版倒不是由當時大陸市場首先完成的，臺灣從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制作盜版，找一些不出名作者的小說掛上名家的名字出版，然后香港翻印臺灣這些武俠小說。改革開放之后，內地開始翻印香港的武俠小說。經過幾輪盜版和改造，可以說武俠小說的本來面目，一時很難看清。”

于是，他花了很大的心思，找一些比較老版本的武俠小說，對一些新派武俠小說作家的作品傳承和寫作風格有了概念化的了解。進而，往民國武俠小說拓展，再延伸上去，就是中國傳統小說中的武俠題材，結果越讀越多。

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漸漸萌生了一點想法，能不能對武俠小說進行一種系統性的研究。“但是我在寫作之初，并沒有把這本書定位于單一的學術研究，重點關注社會意義和文學定位，而是基于武俠小說閱讀者和寫作者的角度，意圖通過文本梳理，探討一種類型文學的生長和發展。”

從有這個想法，到最終定稿，16年時間匆匆而過。

16年，少女郭襄變成了峨眉派祖師，楊過等到了小龍女，金庸從《書劍恩仇錄》寫到了《鹿鼎記》。林遙拿出了《中國武俠小說史話》——10年文本搜集和閱讀，4年寫作，2年修改出版。

稿成之后，他賦一首《踏莎行》，最后寫道：“一支禿筆繪丹青，俠心已化魚龍舞！”

他將武俠小說研究最大的困難指向文本的搜集和閱讀：“首先，是閱讀數量。其次，這種閱讀，快感很弱，武俠小說同質化、沙化傾向很嚴重，很多作品寫的很不怎么樣，但從研究的角度來講，不能有所偏頗。”

一些老武俠版本的搜集也很困難。“武俠小說當年印刷的數量巨大，但是沒有人當正經的文學作品看待，看過便算，絕大部分進了造紙廠，搜集這些小說，花費了我大量的精力和金錢。百年無廢紙，其中有很多民國武俠小說，尋找很難。”

小說、武俠小說研究、武術，不同的身份指向不同的境界格局。林遙還是“京派評書”的傳人，已經堅持在書館說書4年了。一個現代版“京城俠客”，不同側面，有一個共同點——傳承：

“武術和評書是經驗和體悟的傳遞，從而生生不息，而武俠小說，內核是‘俠義精神’的一種傳遞，其外在的書寫手段也是有脈絡可尋的，比如點穴術、輕功、暗器等等武俠必備元素，何時出現，又如何發揚光大，探討起來其實特別有意思。”

《中國武俠小說史話》，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廟堂”之外的“江湖”情懷

《齊魯周刊》：為什么民國時期會成為武俠小說的高潮期？

林遙：民國武俠小說，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發展，30年代達到巔峰，40年代末逐漸落幕，熱潮持續30多年，許多家喻戶曉的作品、人物故事，被改編成電影或連環畫冊，還有許多經典作品，反復再版翻印。

這種熱潮的原因有幾點，動蕩的社會背景和民眾寄望心理，普通讀者的娛樂需求，武術強國熱潮的刺激等都促進了武俠小說的發展。

《齊魯周刊》：還珠樓主、平江不肖生等民國武俠代表人物，在傳統和現代的過渡中有何特色？對港臺武俠的影響顯而易見，你認為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林遙：民國的武俠小說更加關注社會現實，而不僅僅只滿足于講一個傳奇的故事。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武俠小說中轉而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情節的推動，也開始由人物性格所決定，此外還有一些神奇武功、神禽異獸、幫派組織、男女合走江湖等等元素的設定，都是新派武俠小說的源頭。

如果說最大的影響，那就是使武俠小說不再滿足于寫曲折離奇的故事，而是更關注人在社會中的活動，關注人性變化，此點難得可貴。

《齊魯周刊》：你最喜歡的民國武俠作家是誰，哪部作品吸引你？

林遙：王度廬和他的《寶劍金釵》。

《齊魯周刊》：當代武俠小說還有復蘇的機會嗎？其歸宿是什么？

林遙：我對武俠小說的前景還是很樂觀的。但是想要重現20年前那種全民閱讀的盛況，已經不可能。要知道，港臺新派武俠小說，進入20世紀70年代，已經頹勢大顯，所幸出現了古龍，延續了十年風光。后來內地改革開放，讀者追捧，才形成了繁盛一時的局面。“大陸新武俠”借助于互聯網和80后武俠迷對于武俠小說的期待，從而有了“黃金十年”的發展，但是從大的發展史觀念來看，大陸新武俠并沒有超越當年金庸武俠小說帶來的高度。陳世驤先生曾給金庸寫過一封信，信中說：“嘗以為其精英之出，可與元劇之異軍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關世運。”目前來看，還沒有一位作家，能做到對此一類型文學作出突破，“異軍突起”，賦予新的生命力。

當然，雖然暫時沒有看到新一代大師的出現，能對武俠小說進行革新，但是“武俠”并不會消亡。“武俠”作為一種元素，已經滲透到各類小說當中，展現出“武俠”的多種側面。

《齊魯周刊》：六神磊磊的爆火證明了金庸讀者的廣泛以及武俠基礎的龐大，如何評價他對武俠小說的解讀？

林遙：“六經注我”，以金庸武俠小說的人物和情節，澆今人胸中之塊壘。

《齊魯周刊》：武俠小說式微之后，亦有一些作家在進行武俠小說創作，比如純文學期刊偶爾刊登的武俠小說文本或專輯，如何評價這一類寫作？

林遙：探索沒有止境，期待并持續關注。最欣慰的是，正統文學開始審視并接納武俠小說。

《齊魯周刊》：中國文化中，俠文化很獨特，你認為最獨特的一點是什么？

林遙：俠這一群體，在保持自身身份與人格獨立的前提下，屈己而利他人，不求顯達，不居高位，保持民間本色，“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代表了區別于“廟堂”之外的“江湖”中，普通中國人最樸素、最高貴的一種情懷。

■林遙推薦

民國武俠小說“六書”

《近代俠義英雄傳》

作者：平江不肖生

1923年6月，向愷然在寫《江湖奇俠傳》時，開筆撰寫《近代俠義英雄傳》，描述清末義士霍元甲和大刀王五的事跡，于上海《偵探世界》連載。本書脫離了明清武俠小說的舊模式，堪稱民國武俠小說的奠基作，自此為武俠小說的發展別開一番新天地。向愷然憑借此書足可稱得上是民國初期武俠小說的開山大師。

《蜀山劍俠傳》

作者：還珠樓主

1932年，本書開始連載于天津《天風報》，講述了峨嵋弟子學藝和斬妖除魔的經歷，計劃一千萬字，至1949年，完成500萬字。這部小說，“開小說界千古未有之奇觀”，直接影響了后世金庸等新派武俠小說的光大發展，對21世紀初流行于網絡的仙游小說、玄幻小說亦有極大貢獻，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搭建了一個超越凡塵的生命架構。

《寶劍金釵》

作者：王度廬

本書是“鶴一鐵”系列的第二部，卻是最早問世的作品，1938年11月起連載于《青島新民報》，主要講述的是俠士李慕白和俠女俞秀蓮的愛情故事。主人公從俠客回歸普通人，作品悲劇從命運悲劇轉向性格悲劇、日常悲劇，王度廬對武俠小說的重大貢獻恰在于此。

《七殺碑》

作者：朱貞木

該書寫作發表于1949年春，出版于1950年，可能是朱貞木的封筆之作，全書45萬字。本書描寫明朝末年川南七雄的故事，既有北派作品雄渾飛揚之神氣，又借鑒了南派作家將武俠、愛情、探險相結合的故事結構，不僅總結了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也為港臺新派武俠小說的興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偷拳》

作者：白羽

本書寫于1939年，1940年由天津“正華出版部”排印，講述清代冀南廣平府少年楊露禪，為了學習太極拳，到陳家溝拜訪太極陳。太極陳拒而不見，他扮成啞巴以仆人身份混入陳府潛伏，經過無數周折，最終掌握了高超武藝，在京師顯赫聲名。此書是白羽武俠小說中篇幅最短，結構最完整，技巧最高明，情節最感人，武術描寫最真實的一部，再版時曾改名《驚蟬盜技》。

《鷹爪王》

作者：鄭證因

1941年初，本書連載于北平《三六九畫報》，150萬字，講述淮陽派掌門鷹爪王王道隆的故事。本書可稱集鄭證因武俠小說特色大成的代表作，對后世武俠小說貢獻有三：情節敘事和文化敘事相融合，簡繁并重；對中國武術有著出色描寫；虛實相生的幫會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