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反省自己的寫作，我驚奇地發現，我自一開始寫作，腦海中幾乎沒有讀者的位置。我對誰會讀我的作品完全沒有考慮。我并非自負之人，恰恰相反，這應該緣于我的謙卑而漫長的閱讀史。我很可能當不了作家，但我無法想象自己不再閱讀，完全沉溺在現實當中。閱讀是區別于現實的另一個空間，在我看來，寫作和閱讀所進入的是同一個空間。我愿意借用詩人米沃什對文學的一種定義：“第二空間。”這個空間不是機械地凌駕于我們的現實空間之外，而是與我們的現實空間保持著錯綜復雜的對話關系。

作為讀者，我讀了各個國家大量的文學作品。每當讀到韓國、日本的文學作品時，那種感覺與讀其他國家的作品是不一樣的。我心里會涌起神秘的親切感。韓國、日本作品中那種對于家庭成員的格外關切，以及含蓄的情感表達，都能激起中國人心底的微瀾。我們自然可以說那是儒家文化的一種特征，但我們可以往深層思考，為什么會有儒家文化，又為什么可以接納儒家文化——一定是基于那種生命觀念與生活方式的深層相似。我更愿意從這種深層的相似性上去理解韓國、日本的作品帶給我的那種親切感。

因此，當我讀日本和韓國的文學作品時，我在其中所尋找的是一種源自相近地域的文化喚醒能量。

對于韓國文學的了解相對較晚。席卷電視屏幕的“韓流”讓中國人開始對韓國有了真實而確切的了解。那些家庭倫理劇讓無數中國人為之著迷，而后又發現了韓國電影的多姿多彩，像金基德、李滄東、河正宇等導演、演員，在中國有著很高的知名度。我不免好奇，他們當代的文學會是什么樣子的呢？通過金冉先生翻譯過來的《韓國現代小說選》，我對韓國小說有了很好的印象。我逐漸知道了金仁淑、申京淑、金熏等等一批作家，我被他們深深吸引。有一天，朋友告訴我，一位韓國作家獲得布克獎了。我去了解后，發現是韓江的《素食主義者》，之前早已讀過。那部奇特的作品曾伴隨著我度過了一次漫長的飛機旅程。那部小說體現了東方現代作品在表達和處理生命意識時可以抵達怎樣的復雜和微妙。它獲得了世界范圍內的共鳴，為此我感到高興。

日本文學的豐富不必多言，從川端康成到安部公房，都是我喜歡的作家。我在這里想提到大江健三郎先生，他開始作家生涯時，就有一個愿望：創造出作為世界文學之一環的亞洲文學。我對他的這段話念念不忘：“我所說的亞洲，并不是作為新興經濟勢力受到寵愛的亞洲，而是蘊含著持久的貧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亞洲。在我看來，文學的世界性，首先應該建立在這種具體的聯系之中。”這段話出自大江先生獲得199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演講，在二十多年前，他便發出了這樣感人的聲音，我覺得我們對于他所倡導的，回應得非常不夠。

東亞，從太空中看這片土地，既像是世界的開端，又像是世界的末尾。當然，地球是圓的，每個地方都符合這樣的說法，但是，當我們把目光投向那片浩瀚無邊的太平洋，我們就會意識到對這片土地而言，這種說法所具備的強烈確切性。這一點在進入歷史和文化的層面之后，會變得更加鮮明。這片土地上有著漫長連貫的歷史、璀璨炫目的文化，但在西方的話語中，這片土地卻被稱之為“遠東”。遠與近，開端與終結，延續與重生，便在數百年來的世界現代進程中，成了這片土地的主題之一。“東亞”作為一種文化、歷史與地理綜合而成的概念，可以與之類比的，也許只有“西歐”。世界的兩端有著驚人的相似。而世界兩端的相遇與融合，也幾乎成了整個當代世界的一則寓言。

上述這些，都是我作為一個讀者的感受。在我看來，一個好的作家必須得是一個好的讀者。我特別想在這里強調：“讀者”是一種概念的虛構。羅蘭·巴特認為作品完成，作者便死去，但實際上，每個文本背后都有一個確定的作者，而無法確定的恰恰是讀者。讀者究竟是誰？可以是你，可以是他，可以是任何正在閱讀的人。也就是說，讀者并非一種身份，而是一種在場的狀態。以我自己的寫作生涯為例。我遇到每一位讀我作品的人，既修正和完善我的寫作，也修正和完善我對于現實之人的認識。不再有讀者，而是一個個鮮活的人本身。寫作在召喚和創造著閱讀，閱讀如水，浸潤每一個來到語境中的人。

最后我想說，每個人都有權利成為那個“第二空間”的精神公民。那個空間沒有國界，不分民族和文化，因為寫作和閱讀都出自人性的基本處境。但奇妙的是，文學又帶有鮮明的國家、民族和文化的印跡，那些印跡不僅沒有成為阻擋人們的高墻，反而讓人們通過那些印跡對彼此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正如東亞，我們在文化上的同根性與獨特性，造成了既相似又疏離的當代狀況，除了深入地閱讀彼此的文藝作品，我想不到有更好的親近之道。因此，我依然如此渴望和迫切地想要閱讀東亞國家的作家作品。我相信這種心情一定也蘊含在你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