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的隊伍太龐大了，水平整齊，實力強勁

●為什么福建盛產文學批評家？

●一大批福建的小說作家正在專注地端詳社會生活

文學地理的一個涵義即是，將地圖上名山大川的標識置換為作家或者詩人的名字。例如，可以將福建的武夷山置換為柳永。“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許多人背得出“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但是，沒有多少人知道柳永的籍貫是武夷山。柳永屢試不第，二十來歲離開家鄉不再回返，自稱“白衣卿相”，浪跡于京城與江浙一帶。盡管如此，他仿佛在這一片土地播撒下了詩歌的種子。那些閩籍詩人字斟句酌地推敲自己的詩作時，不知是否記起了這位1000多年前的先輩？

20世紀以來，福建著名的現代詩人首推冰心。她的《繁星》是公認的五四時期文學經典。迄今，圍繞《繁星》的各種評論不計其數。然而，簡約地概括《繁星》風格的毋寧說仍然是濃縮了她筆名的那句詩——“一片冰心在玉壺”。余生也晚，無緣領略五四時期冰心的魅力。當20世紀80年代，慈祥的“冰心奶奶”再度作為文學大師現身時，她已不再寫詩。冰心發表第一篇作品的時候，福建的另一個著名詩人蔡其矯剛剛出生。蔡其矯生活坎坷，經歷曲折，曾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耄耋之年，他仍然保持了詩人的形象：這一位詩人頭發卷曲，面容黝黑，目光炯然。我曾經聽到他以濃重的閩南口音朗誦自己的詩歌：“一切都因你而生動，波浪啊！”作為一個詩歌外圍分子，那一刻我被深深地打動。

最近40年，福建最有影響的詩人顯然是舒婷。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舒婷與北島、江河、芒克、食指、顧城等詩人共同成為“朦朧詩”的代表人物。一場激烈的詩學辯論之后，“朦朧詩”的美學地位獲得了認可。舒婷的《致橡樹》等詩作入選中學課本。根據我的觀察，許多人與舒婷打招呼的第一句話往往是——“我是讀著你的詩歌長大的”。她時常被一大批崇拜者突如其來地包圍，鎂光燈不由分說地亮起來，然后一大堆詩集堆在桌子上，簽名、簽名、簽名。當然，各種世俗的榮譽無法迷惑真正的詩人。面對矗立于長江三峽的神女峰，舒婷的感慨是——“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

我不再逐一羅列舒婷之后的福建詩人，這個隊伍太龐大了。他們隱藏于大街小巷，優美的詩句時常出其不意地逸出一個個幽暗的窗口。月明風清的夜晚，他們或許會聚集在江濱公園一個簡陋的舞臺周圍，興致勃勃地朗誦自己或者他人的詩歌。如同“新生代”或者“口語派”一樣，福建詩人偶爾也熱衷于為自己的美學風格制造一兩個特殊的稱謂。相對來說，“閩東詩群”不是多么響亮的名稱，根據地域命名而已。然而，這一批詩人水平整齊，實力強勁，“閩東詩群”的一個代表人物湯養宗剛剛榮獲新一屆魯迅文學獎的詩歌獎。

人們從“朦朧詩”誘發的詩學辯論之中發現，閩籍批評家構成了主力軍。福建盛產文學批評家，坊間有“閩派批評”之稱。王蒙當年曾經戲言，文學批評界“京派”“海派”“閩派”三足鼎立，這個概括令人鼓舞。所謂的“閩派”并未集合于福建的某個學術機構，亦不曾擁有共同的文學主張，批評家之間明顯的共性毋寧說是“閩籍”。一批閩籍批評家匯聚于首善之區北京，聲名遠揚，例如謝冕、張炯、童慶炳、陳曉明；若干閩籍批評家分散于各地，佼佼者如上海的潘旭瀾、李子云、朱大可，廣東的謝有順。當然，更多的批評家駐守于福建大本營，孫紹振、劉登翰堪稱代表人物。眾多閩籍批評家的成長背景如此不同，文學觀念各執一詞，彼此之間甚至出現各種程度的爭論。

回到文學地理的主題，人們寧可關注這個奇特的現象——為什么福建盛產文學批評家？“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每一個批評家都擁有激動自己的話題，但是，這一片土地為什么賦予他們相近的文化性格？坦率地說，我沒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盡管我亦屬這個隊伍的一員。“閩人好辯”僅僅是哪一位大佬的戲謔之言，歷史無法提供進一步的證據。寫出《詩人玉屑》的魏慶之和寫出《滄浪詩話》的嚴羽均為宋朝人士，二人可視為閩籍批評家的先賢。至于朱熹、李贄、嚴復，當為閩籍思想家的楷模。盡管如此，這些歷史人物闡述的是普遍的義理；沒有跡象顯示，他們在福建的地域文化內部埋藏了特殊而強大的理論種子。20世紀80年代的重大主題是解放，許多閩籍批評家感受到啟動思想的迫切愿望——除了這個不那么充分的解釋，我沒有想到更多的內容。有趣的是，這個小小的懸案迄今還在持續：我與劉小新共同主編的“閩派批評新銳叢書”證明，更為年輕的一批閩籍批評家已經迅速地跟上來了。

梨園戲、莆仙戲、閩劇、歌仔戲——多少人聽過福建的地方戲曲？福建的地方戲曲歷史悠久，品種繁多，曲調宛轉優雅，風格亦莊亦諧，喜歡的人時常癡迷其間而不能自拔。除了傳統劇目，福建的地方戲曲新作不斷，陳仁鑒、王仁杰、鄭懷興等均為一流劇作家。地方戲曲依賴方言敘事。方言使這些戲曲韻味十足；同時，方言也限制了這些戲曲的傳播范圍。戲曲是農耕社會的文化產物，面對復雜的現代社會，戲曲的節奏、表演程式、符號體系多少有些力不從心。福建倚山傍海：沿海一條狹窄的平原，西部的武夷山脈猶如一圈翠綠的屏風。福建各地的風俗民情迥然不同，這種狀況不僅可以追溯到沿海地帶與山區不同的生活經驗，還可以追溯到不同的方言區域。福建居然存在四種不同的方言體系：福州話、閩南話、客家話、莆仙話；這些方言互不相通，并且分別擁有各自的文化脈絡。現今的福建居民多為各個歷史時期的中原移民，中原文化層層疊疊地壓縮在地域文化內部；同時，海峽的對岸即是臺灣，兩岸之間的歷史演繹出無數的愛恨情仇。古往今來，這一切無不匯入這一片土地的日常現實，斑斕多變，充滿了內在的張力。

我相信一大批福建的小說作家正在專注地端詳這種種的社會生活。進入21世紀，福建的小說有異軍突起之勢，楊少衡、林那北、須一瓜的小說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他們與電影或者電視連續劇的成功合作更擴大了影響。盡管如此，眾多小說作家仍然在持續地探索。我隱約地覺得，小說作家正在進行某種緊張的文學圍獵，他們試圖捕捉這一片土地的真正神韻，使之充分地展現。杰作正在無聲地醞釀，未來可期。

我愿意邀請散文壓陣。這個文體行云流水，不拘一格，“雖好卻小，雖小卻好”。提及福建的散文，多數人首先想到了郭風與何為兩位文學前輩的名字。郭風的創作以散文為主，他還鐘情于一個特殊文體“散文詩”。《葉笛集》的標題沁人心脾。何為同樣以散文名世，20世紀50年代的《第二次考試》與70年代的《臨江樓記》均膾炙人口。郭風與何為之后，專事散文寫作的作家不多，名聲在外者如章武。然而，福建的散文作品為數眾多。詩人、小說作家、批評家乃至一些企業家或者官員不時踅過來一試身手，而且佳作頻出。事實上，福建的散文作者數量巨大——這正是我邀請散文壓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