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要為自己的每一個字負責，此乃最基本的職業道德。雖然作家需要汲取各方面的營養，他的文學譜系中閃爍著諸多有名和不甚有名的作家的身影，但當他提起筆來，須務求每字皆出于己心，竭力避免因襲，否則難逃同代和后世的嘲諷。以王安石的峭拔之才和崇高地位，因為太喜歡“襲故”和“化用”，在數百年之后也遭到了錢鍾書的揭發：“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奪，脫胎換骨，百計臨摹，以為己有。”吳敬梓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小說家，但《儒林外史》終因沿用前人材料、構思過多而被行家指摘，僅此一端，他的地位永遠要低于曹雪芹和蘭陵笑笑生。王、吳二人皆是有定論的才子名家，尚難洗掉身上污點，何況才與名不及二人者。至于抄襲，那更是大忌，觸犯了作家職業道德的底線。凡踏此雷區者，一旦事發，縱然有億萬粉絲，亦將為公論所不齒。

具有更高職業道德的作家，都可從雷蒙德·卡佛的這段話中找到共鳴：“在寫一部作品時，你如果不把全部的本事都用上，你為什么要寫它呢？說到底，一個盡自己最大能力寫出來的作品，以及因寫它而得到的滿足感，是我們惟一能夠帶進棺材里的東西。”這是一種態度，一種精神，更是一種職業道德。具備了這種更高的職業道德，精品力作的誕生才有可能。但這僅僅是可能而已，因為秉此態度，還只能做到盡自己最大能力。而如果不努力去增強自己的能力，再竭盡所能也無法突破固有的能力“天花板”。那么，如何提高自己的能力？此中并無捷徑，只能通過廣泛閱讀、深入思考、勤奮實踐。閱讀既要細參經典，也要關注原始文獻，要盡量做到像韓愈那樣：“俱收并蓄，待用無遺者。”讀與思密不可分，讀而不思，則如李逵赴宴，雖胡吃海喝得痛快，卻未能得其中深味。不能得深味倒也罷了，關鍵是所讀之書沒有經過思之咀嚼，無法轉化為自身的養料，充其量就是一個“兩腳書櫥”。實踐則包含兩個方面：社會實踐和創作實踐。古人所倡導的“行萬里路”，就是一種社會實踐。李白、杜甫如非長年累月在山河大地中行走，縱然天賦卓絕，也噴涌不出那么多動人心弦的華章。而在一個地方扎扎實實地待上數年、十數年甚至半輩子，將身心融入其中，亦是值得推許的實踐之道。周立波、柳青、陳忠實都是通過此種方式釀造出了各自的杰作。至于創作須勤，自不待言。不懼廢稿三千，方得下筆有神。一旦筆力超群，再以精誠之心去創作，則高峰可望矣！而作家對能力的追求和磨練，顯然也關乎職業道德。

與職業道德息息相關的，是責任感。作家要明了自己始終負有引導讀者的責任，不能一味地迎合讀者。作家當然可以關心作品的銷量，但不能為了銷量而降格以求。文學是關乎靈魂的事業。一個一天到晚琢磨如何蹭熱點找賣點的作家，縱然技巧有可觀之處，但文字中難免透出一股市儈氣。此氣不除，則低俗、庸俗、媚俗難免。歸根結底，作家有職業道德和責任感，成全的是自己的作品。每個作家都有職業道德和責任感，成全的是我們整個的文學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