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社會前進的步伐從新時期跨入新時代的時候，中國當代文學也自然地由“新時期文學”邁入了“新時代文學”，與此相應，“新時期詩歌”也順理成章地向著“新時代詩歌”邁進。較之“新時期詩歌”，“新時代詩歌”將會在文化傳承、思想解放、藝術創新等方面作出更為突出的努力，從而開拓出嶄新的美學局面。尤其在傳統美學的傳承與弘揚上，新時代詩歌將會大有作為。

我們知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華美學精神”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著重強調的思想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基礎。”“我們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習近平總書記這段講話中所指出的三個“講求”，既是對中華美學精神的精準概括，也是為當代新詩創作如何有效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弘揚中華美學精神指明方向。

講求托物言志、寓情于理，這是文藝創作在審美運思上體現出的獨特方式。換句話說，中國文學的審美表達首先是托物言志，其次也追求情與理的合一。其實，托物言志、寓情于理這種古典的審美運思方式，新詩表達中也較為普遍。在詩歌創作中，詩人抒情與所托之物多數情況下就是詩歌所選擇的意象，比如艾青的《我愛這土地》、穆旦的《春》、鄭敏的《金黃稻束》等詩中的意象都是精彩而生動的，富有較強的藝術表現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托物言志、寓情于理”的傳統美學思想。不過，與古典詩歌中的美學意象具有高度的公共化和集體性不同，中國新詩中許多作品的美學意象更體現為個人性和私人化，這一方面折射出詩人個體創作的差異性和開放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讀者閱讀和接受上的障礙，讀者往往抱怨新詩“晦澀”“艱深”“不忍卒讀”，很大程度上是與新詩意象凸顯個人化的特性相關聯的。在新時代里，中國新詩在有力繼承托物言志、寓情于理的同時，還要考慮讀者的接受，在意象的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間尋找更恰當的契合點，加強詩歌教育與宣傳，不斷培養和提升讀者鑒賞新詩的能力，這樣，新詩中的所抒之情、所言之志、所闡之理才能給讀者帶來影響，被讀者理解與接受，讀者才能真正從中獲得教益與啟迪。

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這是文藝創作在審美表現上所具有的獨特方式。回眸歷史不難發現，百年新詩史上具有含蓄蘊藉、言簡意賅等美學品質的詩作極為豐富，如卞之琳的《斷章》、穆旦的《贊美》、余光中的《鄉愁》、洛夫的《邊界望鄉》、痖弦的《紅玉米》、舒婷的《雙桅船》、顧城的《一代人》等，都是體現著“含蓄蘊藉”的古典詩學特征的新詩名篇。不過，相比古典詩歌，新詩在語言的錘煉和詞語意義的容量，還存在很大的不足，常常顯得拖沓和瑣碎，總是不夠含蓄和凝練，這成為了很多新詩作品的通病。詩人鄭敏曾多次撰文批評新詩語言表達的散文化明顯、缺乏凝練與內聚力等毛病。如果說言簡意賅、凝練節制是文學體現出較高藝術水準的美學尺度和創作原則的話，那么，到了更加重視自身發展規律的文學新時代，中國新詩必將在回眸反思百年歷史發展的軌跡，總結其中的成敗得失的基礎上，努力做到以言簡意賅、凝練節制的含蓄美學來約束自我，從而創造出更有思想價值和藝術品位的詩歌作品。

形神兼備、意境深遠，這是文學創作達到高妙藝術境界的精準概括。作為重要的詩學范疇，“意境”在古典文學中所占有的獨特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美學家葉朗指出，古詩中的“意境”會給人一種特殊的美感，“在這種美感中,包含了對于整個人生的某種體驗和感受，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最高的美感。”由此可見，意境深遠是對一部文學作品達到較高藝術境界的最充分肯定，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因此構成了一個作家從事文學創作的最高美學追求。百年中國新詩盡管取得了不俗的創作成就，但離“形神兼備、意境深遠”的藝術化境還有很大的距離。新時代詩歌應該以此為美學目標，為當代中國文學奉獻出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精神產品。

事實上，最近五年來，中國當代新詩已經在自覺繼承古典文學傳統、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上作出了較大努力，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涌現了很多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優秀作品。李少君的《我是有背景的人》、胡弦的《觀楚舞記》、陳先發的《九章》等，都是近幾年涌現出來的優秀之作，它們在積極承接傳統精髓、大力弘揚中華美學、重新鑄造現代詩魂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也達到較高的藝術境界。上述情形表明，以自覺繼承古典美學傳統為己任的新時代詩歌，其美學跡象已經在最近五年來露出了顯而易見的端倪。

總而言之，以習近平總書記三個“講求”為目標，新時代詩歌將會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上作出表率，并在新詩已經迎來的第二個一百年里展現出更為迷人的精神風范，結出更加豐碩的藝術果實。